作品導讀:龍瑛宗 by 許維育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是龍瑛宗的處女作,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作品。故事以主角陳有三個人理想的追尋與挫敗為主軸,描繪出一幅小知識份子精神荒廢的黑暗縮圖。

  故事從某年九月陳有三到中部某小鎮的街役場(鎮公所)上任新職敘述起。陳有三出身一個貧寒家庭,他的父親省吃儉用辛苦地讓他唸完中學,盼望著中學畢業的兒子能夠讓家中的經濟有所改善。但是陳有三畢業之後一直找不到工作,在家裡閒晃了四、五年之後,才在一次某街役場的徵人當中打敗二十幾個對手,謀得一個會計助理的工作。此時,迎接生平第一個工作的陳有三,對未來充滿綺麗的願景,他認真工作並信心滿滿地努力用功。他立志在一年內考上普通文官考試,十年內考上律師考試,他相信以他的努力必定可以更上一層樓、改善目前的生活。

  然而,他不斷發現他身邊的同事、前輩、朋友,都生活在墮落或無指望當中。前輩蘇德芳才三十歲,便背負了父親龐大的債務(多用在他的學費及結婚費用),且已經有了五個嗷嗷待哺的小孩;薪水遲遲不升,本島人(台灣人)又沒有房屋津貼,一家人住在空氣不流通、陰氣沉沉而有惡臭的房子,小孩常年生病,家用節節昇高幾乎無法應付。蘇德芳在學生時代原是出盡鋒頭的網球選手,但如今身體虛弱、瞳孔凹陷,只能陷在毫無盼望的現實裡磨蝕盡他的生命,成為一具枯瘦的殘骸。同事戴秋湖為了金錢,把妹妹嫁給狂暴且染性病的富家放蕩子,他還從事很多秘密的事情,只為從中獲得金錢上的利益。戴秋湖和另一個同事雷德經常一起喝酒玩女人,他們將生活的空虛與自己的墮落以酒色麻痺,還說「要是沒有女人陪酒的話,我便失去活在這世上的一切希望。至少,她們拯救了我的絕望。」。陳有三的中學同學廖清炎月薪三十圓,但對人吹噓為五十圓,並以分期付款裝飾出堂堂衣裝,扮成高級社員的模樣取得人們的尊敬與服務;他譏笑用功準備考試的陳有三為「可憐的光頭唐吉軻德」,還說:「把那知識丟給狗吃吧。知識把你的生活搞得不幸。你無論如何提高知識,一旦碰到現實,那知識反成為你的幸福的桎梏吧。」

  陳有三逐漸猶疑,他看書時開始無精打采,也對於自己意志之鬆落感到焦慮。但他仍堅持讀書仍比擁抱賣春婦有意義,且這是他維持自尊、使他「能夠俯瞰群聚於他周圍的同族們」的方法。然而不久之後聽到街役場黃助役對他的一些批評,指他拼命於準備考試自然會疏忽公務,又說與其找個有知識的人、公所還不如找個全神灌注於工作且字體漂亮的實用性人物。陳有三聞言先是感到憤怒,但隨即被一股敗滅的黑暗心緒啃蝕。他變得經常像野狗般在郊外亂逛,也曾同戴秋湖及雷德一起去找女人。之後他喜歡上同事林杏南的女兒翠娥,這成為他生命中新的亮光,但是他託人提親被拒、且得知翠娥因為家計將被賣嫁到鄰村的富家,至此陳有三徹底崩潰了。絕望、空虛與黑暗將他包圍得幾乎窒息,他主動邀人喝酒,以酒作為逃遁的方法。在到小鎮赴職一年後的仲夏之時,陳有三已經變成一個沉溺於酒的人,他不再寄錢回家,拋棄所有矜持與向上的力量,只剩下一副如黃昏下之荒野的頹廢之身。

  陳有三、他身邊的人、以及整個小鎮,似乎都籠罩在一種黑暗而頹廢、沒有陽光與盼望的空氣當中。為何會如此黑暗?隱藏於這黑暗背後,龍瑛宗所要訴說的是什麼?小說中的陳有三、洪天送、蘇德芳、雷德、廖清炎等人,都屬於小知識份子階級,他們出身於台灣人的下層階級,家裡辛辛苦苦才讓他們接受教育、擁有知識,並以他們為榮,把他們當作家中的希望。事實上,龍瑛宗本人也是屬於這一類的小知識份子,應是在深刻的親身體驗之下描繪出陳有三一輩的心境。像陳有三這樣的的青年擁有知識,因而不同並傲視於原生階級,這使他們不滿於現狀,力求做階級間的改變。同時他們也可能受到家族在經濟與價值觀上的牽絆,背負了一些責任及使命。

  然而悲哀的是,他們雖然不滿於現狀卻難以改變。台灣人當中也有擁有豐富資產的上層階級,但是上即上、下即下,即使青年擁有了知識,也不可能衝破界線。另一種可能則是陳有三、洪天送他們於精神與經濟上都嚮往的:變成和日本人一樣。洪天送站在日人住宅外昂然艇著胸說道:「我要是再忍耐五年,便可以從那豚欄小屋搬到這裡來住。但是其他人就可憐了,對他們而言,這裡不過是『望樓興嘆』而已,因為他們沒讀中等學校。」陳有三也常以穿著和服、使用日語感到有高於同族的優越感,他甚至幻想過與日本人姑娘戀愛且結婚,如此若能成為對方的養子,只要改為內地人的戶籍,薪水就可加六成,還可以有其他種種利益。但是洪天送畢竟撐不了五年,礙於家人的催促,他還是很快便結婚,踏上類似於蘇德芳的路;而陳有三的幻想終究也仍只是幻想而已。

  陳有三努力的目標是:一年內考上普通文官考試,十年內考上律師考試。在他的意志產生搖動之時,則修正為:「即使律師考試是青年一時衝動的計劃,但至少有可能性的普通文官考試或中學教員檢定,非取得不可。」然而,從廖清炎口中得知他有一位朋友於內地H大學就讀時,便通過了律師考試,但現在在台北開業,卻業務清淡毫無收入,生活很不輕鬆。同事雷德也是耗盡家產,好不容易從內地某大學畢業,拿著中學教員的合格證,卻到處找不到工作,最後來到這個小鎮街役場。即使陳有三的目標達成了,對改變現狀的幫助也有限,更遑論他的目標難以輕易達成。當時的社會結構很難有新興的資產階級出現,如此這般,陳有三一輩既不屑與原生階級為伍,又無法衝破現狀晉升為上層階級,更不可能橫向打通、搖身一變成為日本統治階級;對於現狀極度不滿,即使努力工作用盡氣力,也還是只能陷落在徐徐下沉的現實中,使他們自傲的知識反倒似乎使他們不幸。陳有三曾說道:「斷念了立身處世,放棄了知識的探求,拿掉我們青年的向陽性之後,我們到底剩下些什麼,豈不成了行屍走肉的殘骸?」明知如此卻又只能如此,這就是那黑暗。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真實地寫出陳有三一類小知識份子在社會升遷上之無出路,及其處境之下精神的荒廢與墮落。此外,〈植〉文也真實地呈現出日本領台四十多年之後的同化問題。

    「吝嗇、無教養、低俗而骯髒的集團,不正是他的同胞嗎?僅為一分錢而破口大罵,怒目相對的纏足老媼們,平生一毛不拔而婚喪喜慶時借錢來大吃大鬧、多詐欺、好訴訟及狡猾的商人,這些人在中等學校畢業的所謂新知識階級的陳有三眼中,像不知長進而蔓延於陰暗生活面的卑屈的醜草。陳有三厭惡於被看成與他們同列的人。」這就是陳有三的「台灣人觀」。這樣的「台灣人觀」與統治者如出一轍,因為其伴隨殖民統治教育的同化政策而來。蓋教育推動近代化,經過近代化洗禮才能具備批評的眼光檢討自身的文化,這是非常正面的。但是台灣的近代化是在殖民體制下進行,因此「近代精神」的發展也受到殖民者的限制而有所扭曲。因此在陳有三的價值觀當中,近代化等於日本化也等於好的,相反的,台灣的也就是落後的不好的。這與日據初期及中期同化未深時的大不相同,而普遍或多或少地存在於日據末期的台灣知識青年觀念裡。

  試從〈植〉文中尋找陳有三看見的日本人與物,例如金崎會計「顴骨曬得赭黑而突出,蓄著小鬍子。像木偶似地無表情」,又,「圍牆邊兩個穿著衣連裙的日本女人,無顧忌地聳肩而笑談著。被風吹動窗簾的側廊,一個胖敦敦的中年男子穿著內褲,兩手叉腰,凝視著遠方。」這樣的描繪趨於平面,似乎這些日本人都是無性格的存在。即使與陳有三工作直接相關的金崎會計「好像不甚熟練於會計事務,點鈔的手法不太高明」,而且非科班出身而是當完警察之後來當會計的,陳有三卻也不加思索其正當性。在這裡,日台間的不公平存在著,但他似乎對其失去批判能力甚至也不在乎了。日本人的存在成為一種他不會想去辯駁的現象,甚至是生活中的一種風景。此外,蔗糖工業代表著殖民者在台灣的強權式經濟壓榨,在三○年代的文學作品中,只要一看見甘蔗就會看見反抗,但是在〈植〉文中「通過街道,馬上就看到M製糖會社。一片青青而高高的甘蔗園,動也不動;高聳著煙囪的工廠的巨體,閃閃映著白色。」「製糖工廠項白色的城廓似地,被一片的甘蔗園包圍住。」製糖會社與工廠已經變成一種龐大而平靜的存在,不同於三○年代時巨獸吞噬人的形象,而是安安靜靜地在那兒與台灣人自然共存著。被同化的心靈在〈植〉文中屢屢映現,是一種悲哀,也無比真實。

  值得一提的是,〈植〉文中絕大部分的小知識份子都是絕望或墮落的,但其中龍瑛宗安排了一個特別的角色:林杏南的長子。他一出場的形象就是純粹而清明的:「瘦得像白蠟的身體,理智的雪白身影」他一開口,就點出了小鎮的病症:「這小鎮的空氣很可怕。好像腐爛的水果。青年們徬徨於絕望的泥沼中。」當別人都敗北於現實之前,他卻在思考這樣的問題:「塞在我們眼前的黑暗的絕望時代,將如此永久下去嗎?還是如烏扥邦的和樂社會必然出現?」他認為任何現象都是歷史法則顯示出來的姿態,不該對其詛咒而應該「以正確的知識探究歷史的動向,切勿輕易陷入絕望與墮落,非正確的活下去不可。」

  雖然小說中未明言林是個社會主義者,但是他讀的書都是當時最重要的左翼書籍,他的史觀確實也是社會主義的,較諸日據時期其他社會主義者的特質,應該可以確認林的思想是社會主義的。然而不同於三○年代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行動力,〈植〉文裡的林卻是個得了肺病,病弱無行動力、甚至早夭的角色。龍瑛宗在形塑了其他小知識份子的墮落與精神荒無之後,創造了乾淨光明、擁有雪白之理性的林,卻又讓他在理論與精神上強壯的同時,是個身體上行動上虛弱、且旋即敗滅的人。這樣的安排或許與龍瑛宗本人有關,龍瑛宗本人也讀了很多社會主義的書,知道社會主義這條出路,但他基於個性或家庭背景或種種其他因素,他就是不會往這條路上走。讀社會主義的龍瑛宗既無法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則他的小說也不會是社會主義小說,小說中的人物也只能是個病弱且早夭的社會主義青年的雛形。

   掙扎於現實之泥沼的陳有三等小知識份子,是那個時代裡的一種悲哀。黑暗而寂寥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擲於歷史當中,既為時代之一見證,其中的點滴辛酸亦留諸讀者細細體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