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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筆雜文 作者：吳濁流
不得已辭去了報館的工作。時代的力量畢竟是偉大的，忽然失業，因而得以優游過日；這年頭有的是一年到頭無所事事閒蕩渡日的人，故此閒散一兩個月，也大可不必有所顧忌，然而妻卻嘮叨著數說物價在飛漲，卻一味在舞文弄墨，文章能值幾個錢呢？每逢這樣的時候，不禁也懊悔自己生就不是個有辦法的人。 但是，天性既然如此，還能怎樣呢？話雖這樣，卻又覺得未便天天閒在那兒發呆，祗得提筆寫點什麼。著手以來，歷時凡二十天，竟然成了一本小書。內容雖平凡，而唯其平凡，因此也都是世上所議論不休的問題。筆者特別希望青年男女和學生們能夠讀讀本書，不過讀了也並不是就能有得救的感覺，但筆者倒以為或許能減少些目前的嘆息吧。自然本書不會像論語、左傳那麼值得讀，也不那麼難讀，是可以不費腦筋看下去的，當做菸茶就可以了。 不過，與其花昂貴的茶資，泡在茶室裏發牢騷，或許還不如看看本書，來得更容易解悶。這也就是寫這本小書的意思了。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著者識於正自里
筆者是個野人。因為是野人，所說的話難免粗魯無禮。有時隨著感情的奔放而信筆亂寫一場，有時太過於露骨的評論，所以得罪人的地方也多，但如果把這些當做野人的戲言，還是可以饒恕的吧。原來野人的本性輕率而沒有教養。因為沒有教養，所以能得隨便講話，因隨便講話，所以失禮的地方就多。反正我們在這個三民主義的天下──自由平等是各有份的社會裏，稍微失禮一點也毋須責備的吧。 現在的米價是一斤五十塊，嘆息也不會便宜的。嘆息更會使肚子餓得虛空，而致失掉建設的勇氣。失掉建設的勇氣，想要成為模範省就等於做夢了。但是只說不做，乾著急，也是無濟於事。還是聽野人所講的話，暫時忍耐飢腸，忘掉鬱悶好麼？現在，我國正面臨一大考驗，愛國的人都瀕於發狂。八年抗戰所消耗的物力之鉅，人力之多，恐怕我國有史以來未曾有，我們雖然勝利了，想貪安逸而做太平享樂的夢是很糟的事。 因此，不束緊褲帶，從事建設的話，恐難免功虧一簣。應該比抗戰時期更振作精神從事長期建設，否則前途不堪設想。瞧鄰國日本吧，他們雖然戰敗，但在艱難辛苦中還想生長下去，而且充滿著新的希望。他們舉國一致，官民團結，為民主國家的建設而努力著。反看我國呢，不僅內爭，連內戰也發生了。就在狹小的臺灣裡，外省人與本省人也是對立、相爭著。啊，多傻、多胡鬧喲！ 我國自建國以來就是用血染成歷史，這五十年間繼續著悲壯的血的鬥爭。推翻滿清，打倒軍閥，前仆後續，一再犧牲，最後抗戰八年，殉國的英靈數千萬，花了國幣幾千億，與日寇作殊死鬥。有了這樣的犧牲，這樣的努力，青天白日的國旗才能在臺灣高掛起來。去年三月十八日，南京還都二週年紀念日，當局昭示：這二十年間國家所遭遇的內憂外患和危險艱難是史無前例的，的的確確地，完全是血與淚的歷史。現在憲政快實施了，時代更要進步飛躍的時候，我們六百萬的民眾是不是只抱著適應它的那種熱忱呢？我覺得我們有冷靜思考的必要。要寫新的歷史需新的構想，且自己也需反省才行。 過去我國為排除內憂外患，四億民眾同心協力參加救國的行列，尤其是有為的青年，有的從軍，有的從政，為國家獻出他們的心身。不但如此，科學家、文人、美術家也到前線參加戰爭的行列。換句話說，醫生、技師、畫家也為了救國，不是做政治家，便是做軍人。這種思潮一旦澎湃，全國的青年不管自己喜歡與否，被這個潮流引導著，所從事的只有兩種：軍與政；而且這種現象繼續了五十年，因而一旦進入建設時期時，技師發獃而不知所措，醫生連顯微鏡也忘了怎麼使用，拿了聽診器也不知道心臟在右邊？還是左邊呢。像這樣的錯誤隨時隨地都有，這一點兒也不稀奇，寧可說是理所當然的。 因此，來臺灣接收的技術人員或學者說出種種不合邏輯的話也不足為怪，他們之中，一定有為國棄筆或以槍代替試管而從戎的。這是不得已的事。但今後的中國是不是可以像過去那樣只從事軍與政兩條路就行呢？這是值得我們檢討而猛省的。如果要建立一個理想的國家，單靠政治家和軍人是不行的，何況太平時代乎？今後的中國不僅靠軍人或政治家，更需要的是：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尤其在近代文明落伍的中國，如何需要科學是用不著說的。我國地廣物博，許多資源正待開發，中國的再建非從科學開始不可，而如果沒有科學人材，侈談中國建設，無異緣木求魚而已。 青年諸君起來吧！你們去做技師，去做礦工，去做技工、建築家、學者……要擔當新中國建設重任的青年們，你們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千萬不要被現實所迷惑，滿足於眼前的小利，至少須想十年或二十年後而選自己要唸的書。我勸告本省青年們，你們不必為這次事變而感到灰心，你們應該選自己較好的前途邁進，你們的前途將無限地展開，廣大的祖國資源正在等待著諸君去開拓。不過，為了實現將來的抱負，要先計劃如何充實自己才行。 要開拓廣大的我中國處女地，有多少人材都不夠的。如果要本省青年動員，只能集中全人口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六、七十萬罷了。再根據個人志願的話，連一半也很難遷移到大陸上去住的。這三、四十萬人的青年縱令全部都是技術人員，也不夠建設中國。從這些我們可以看出青年們的前途是如何悠遠，只要我們有一種技術就好。 我這樣說，恐怕有一部份青年會懷疑而認為空談，但請你們凝視現實吧，即以目前的臺灣而言，如果不留用日籍技術人員與科學人員，工業豈不是無法推動麼？ 啊，廣大無邊的我國呵，北有東北的工業地帶，西部長江上游一帶──青海、新疆、西藏等有千古未開的寶藏，南有天賜的寶庫，而南洋的經濟權握在我同胞手裏，我們的前途暨遠且大。話雖如此，但青年們如果沒有志氣，只為名利而你搶我奪的話，中國是永遠不能得救的。青年朋友們，你們該懷大志，為科學建設而貢獻一生，各自成為專家、技師、技術人員，為國家民族活躍，中國的前途才會有光明的。 然而冷眼看我們身邊時，我們實難禁不寒而慄。我們除了農作物以外，還生產些什麼呢？且看在街頭闊步的現代青年男女們吧，他們走著有談有笑，穿著畢挺的西裝，佩用腕錶、眼鏡、外套、鋼筆……等，都不是中國青年所能製造的。女性身邊的裝飾品更叫人嘆息了，燙頭髮用的油、高級化粧品、太陽眼鏡、美麗的玻璃手提包、玻璃外套……等等，那一件不是外國製品？這是中國的一大憂患，而為救中國要提高工業生產的水準，需要青年技術人員。拿破崙曾高叫著：「為要打勝仗，一要錢，二要錢，三要錢，四要錢……十七竟也是要錢。」同樣地，要建設中國，一要科學，二要科學，三要科學，四要科學……十七、十八還是要科學。根據三月二十二日南京合眾社電，我政府對日本工業的復活提出抗議，理由是：日本的生產水準如果恢復到一九三○─一九三四年的狀態，會再成為中國的威脅（一九三○年日本侵略我國東北）；但日本工業生產水準儘管如何低，中國工業生產如果不求進步的話，還是會成為我國的威脅，因此重要的是：我們應如何提高自己的工業生產水準。 青年朋友們！我們要防國難於未然，那是要每人都成為產業戰士、技師、科學者，先充實自己，磨鍊自己的技術而獻身中國工業生產。如此一說，筆者決不是說要跟工業日本競爭（我可不是那麼小器），而認為我們倒要跟日本技術人員合作，以資提高亞洲工業生產水準，以貢獻世界文化才對。 自光復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能不在時尚裏隨波逐流呢？許多人都患大頭病，想在政治舞臺上爭得一席地，阿狗阿貓都在那裏擁擠，焦急著。政治是一道窄門，容納的人材有限，如此不會發生困難嗎？這種現象不僅我們臺灣如此，連全國的青年都患著這種毛病。臺灣過去大約三百年間都沒有問津政治的機會，致使政治慾燃燒得更厲害，難怪要讓以為除政治以外是無法救國家民族。從中國百年的大計看來，這種政治病是有害無益而值得我們青年朋友們深思的。 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有些大學教授或技術者竟也半路出家，出現政治舞臺上，把一知半解的政治常識大模大樣地向民眾發表，裡邊也有相當地位的學者混在一起，真是不可思議的。他們放棄了自己的專長，露出蒼白的臉向民眾講政治的ＡＢＣ，真是滑稽之至！大學教授實應擁萬卷書，超越名利而專心於真理的探究才能令人欽佩。啊，臺灣的學者和技術家何以放棄鑽石而換取玻璃呢？這實在太奇怪了。 臺灣醫學的發達在全國首屈一指是大家所公認的，且擁有數千的名醫也是事實，但光復後霍亂、傷寒、天花在到處流行也是事實，但我並不是說：這就是醫師的責任；而擔心的是：這數千的醫生當中，有沒有真正愛臺灣和愛中國的人 我曾聽說，日本侵臺當初，有的醫生為撲滅鼠疫、霍亂，而奉獻一生的。我所擔心的是：臺灣的醫生有沒有想奉獻一生而掃除中國傳染病的決意？如果動員臺灣醫學界，自中國掃除傳染病時，中國人用不著說，就是全世界的人也不知將如何感謝。 對我這種論調，說不定有人會反感，而以為是空談。這些懷疑論者認為困難重重無法克服。不過，要做任何事都有困難，這些困難可以由實踐者的意欲與熱意而加以克服的。以熱忱與剛強的意志來做事，絕不是挾泰山而越北海，只是屬於為長者折枝，要在做與不做而已。 日本有一個名字叫金原明善的熱血兒，為天龍川的治水而東奔西走，終獲成功的好例子。當時的日本政府卻不是自開始就瞭解他的事業，而且政府的財政也並不是有餘裕，他們完全被金原的熱誠感動而協助他，地方人民受感動而群起嚮應的。因此，只要臺灣醫學界齊心崛起，縱使無法把中國的傳染病一掃而空，也能使臺灣成為衛生模範省。幾千名醫生如果丟掉私心，一致團結，樹立良策而實行的話，即使政府不加協助，也能把霍亂、天花阻止到某種程度。 可惜的是我們的學者患了大頭病，放棄自己的專長做政客，他們這種心理真叫人無法瞭解。天花與霍亂大流行，也沒有醫生呼籲省民，真是怪事。當然不是說每個學者都如此，裡面也有一些很認真的，但在臺灣只有醫學才像科學而連醫科學者也如此輕浮，不是太叫人擔心麼？不僅是醫科，各科的學者都該為國養育人材，這才是報國之道。 中國現在需要的是安貧樂道，而把全副精神集中在探究真理的大學教授，和充滿信念而為中國工業生產貢獻心力的青年。日本僅花五、六十年而進步為近代國家，其所以如此，乃因有不少學者埋頭研究，連日俄戰爭發生也不知道。反看臺灣吧，守著研究室，為國家民族奉獻一生，對名利淡泊的學者到底有多少？如果不能這樣認真的話，中國科學建設豈不是一場空夢？因此，我要大聲勸告青年朋友們：你們應想想十年廿年後的事，為國家民族專心研究科學。許多人常說：在中國學者不受尊重；但我要請問：是否真正從事有價值的研究？如果是的話，則在國內縱使不被承認，世界的學術界也不會保持緘默的。 過去我國有沒有以大學教授做踏板而進入政界的學者？那不是學者的墮落是什麼？過去臺灣沒有這種歪風，而今這種歪風漸見萌芽，我只好掬誠地呈此苦言。 孔子偉大的地方是他教導弟子三千人，如果沒有七十二賢，論語也不會留下來。因論語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弟子所集的記錄。愛迪生偉大的地方是：他躲在研究室裏發明了三千多種的東西貢獻給人類，愛迪生如果遠離研究室，忙著政治演講的話，他到底能留下多少功績呢？ 幸而臺灣在工業建設的條件方面，可以說是全國最好，已經打好了一些基礎，也有些人材。在臺灣養成大中國工業建設的人材雖是捷徑，但我們應該知道，把所有的臺灣青年都培養成技術人員還是不夠用的，而且臺灣科學陣營還是貧弱得很，沒有到達世界水準。像美國那樣科學先進國家，為要充實自己科學陣營，迎接被德國驅逐的猶太籍學者。我們絕不能固步自封，光復後有些「井蛙之見」本省人向外省人誇口臺灣科學的發達，但世界上有成就的人看了這些小小的成就，會覺得可笑的。青年諸君不能以大陸的科學水準來鑽研科學，而應以世界水準為努力目標，臺灣青年尤其要為中國科學與工業生產完成自己應盡的使命。 過去幾千年間，我國注重作文教育的結果，弊害也很大，臺灣青年如果不覺悟而只追時髦的話，十年後會氾濫只能講漂亮話的青年。明治教育積弊的結果，日本大正末年也有法學士太多而感到傷腦筋的例子，但日本很快地發現它的弊害而轉向實業教育。臺灣過去也有這種弊害。光復後這種弊害更增加。我國自民國以來內憂外患，無法注重科學而五十年來只推行作文教育的結果，雖能說漂亮話，但在實際建設時因缺乏經驗而不知所措，無法經營所接收過來的工場，聽任機械生鏽，結果祗有將機械解體，出賣零件來得有利。 青年諸君，我們攻擊這些缺點也是沒有用的，那是自作自受的，我們應捨棄短視的想法，希望現在起就在學校埋頭研究，十年、二十年後就能成為背中國建設重任的科學家或技術人員。 今年春天，有一個名字叫黃又南的青年從南洋乘船悄悄地回到臺灣來。黃君是抗戰中到南洋去的，他在那裏運用留日時所學的紡織技術而辦紡織業，成功後帶著愛妻──華僑小姐，載著成山的物質，衣錦還鄉的。這不是編的故事，他是龍潭鄉的一青年。有能者不能讓他置閒，南洋當局捨不得黃君離開，他又回到那裏去活躍咧。 這可以證明技術的如何重要，青年諸君，我們如果能在鐘錶、電燈泡、雜貨品之中有一種可以大量生產的話，我國市場的廣大，前途的遠大是用不著說的，實在值得當做畢生的事業來幹下去。這裏有本省青年應進的路，著眼於此光復才有意義。我們對於一樁事的看法，判斷不能單憑感覺，而應訴於理性，勿為目前的現象所迷惑才好。 在近代工業革命家裡面，有一個人在我們中國是值得注意的，他就是張謇（南通）。張謇是清朝最後的狀元，他對於許多官職都不感興趣，始終貫徹自己所信，光緒十年粵督張樹聲及李鴻章前後聘請他，他卻豪言「南不拜張，北不投李」而不就。光緒十八年，翁同龢想聘他做國子監南學，廿一年兩江總督張之洞又要聘他為江寧書局總校，他絲毫無動於衷。他知道官吏無法救中國，因此他返鄉謀工業革命，在南通地方開始紡織事業，創立工業、農業、教育、交通、銀行、慈善……等一百七、八十種大小事業，謀國民福利，他事業的基本當然放在工業生產。當他七十一歲生日的時候，各國領事團代表各國政府向他道賀，僅為一私人的私事，各國如此關心，不能不說是怪事。美國密勒氏評論報報導這樁消息，很讚賞張謇的功績，一語道破：「南通是中國土地上的天堂」。 這不是過獎的話，在混亂不知如何是好且在不斷沉淪的近代中國裡，獨有南通地方不受這些影響而能安樂的日子，都是得力於張謇，而有工業生產的緣故。他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紡織業之父，也是民族工業的開始。 但任何事業都不是那麼容易成功的，他的事業也不是一開始就上軌道，當他脫下官服回到故鄉想開始紡織事業時，地方人士說：「狀元公已經發瘋了！」嘴巴刻薄的甚至罵他為：「下臺官僚的綁票」。這也難怪，他們認為紡織工業會壟斷原來的手工紡織的利益。因此想開始事業而無法籌集資金，他竟進退兩難，嘆息著說：「這個事業如果不成功的話，死都不能瞑目的……」但他鋼鐵一般的意志，碰到這些難關也不會破碎，他以不屈不撓的精神，貫徹始終，為工業救國而奮鬥。 人類的歷史自狩獵時代而牧畜時代，由牧畜時代而農業時代，然後由農業時代進入工業時代。自幾百年前起，文明國已進入工業時代，乃有了驚人的進步。然而，我國現在才要漸漸地進入工業時代，如果我們沒有自我警覺與大決心，大勇氣的話，怎能迎頭趕上他們工業先進國呢？ 光復後，各方面以臺灣曾受日本教育為題而做種種評論，其中雖也有教育專家，但也有一竅不通的。他們雖然爭論得有聲有色，但千篇一律且簡單地認為它是奴化教育，或譏為日本教育的毒素；他們未能觸到日本教育在臺灣的真髓，且多偏於主觀論甚至滲入感情是甚為可惜的。這只能說是一種謾罵，而對將來的臺灣未來的教育，徹底檢討過去教育的長短處，而迅速訂立具體的對策是有必要的，如果趁於感情，句句斥為奴化教育的話，只會刺激本省人，而並不見得會改善臺灣的教育，不如真正認識它的缺陷，漸漸地加以矯正，如果光罵奴化教育，以為自己不受這種教育，所以比本省人了不起的話，那就更淺薄而幼稚了。 他們這種論調如果帶政治意味，那是教育的邪說，更不值得一顧。所謂政治性的謾罵就是說：「本省人受了奴化教育，既然受奴化教育，便多多少少有奴隸精神，既然有奴隸精神，在精神上難免有缺陷而不能跟祖國人士一般看待，因此在一段時期只好忍耐於被統治者的地位。」他們如果有這種用意的話，實在是侮辱本省人太甚。所謂「奴化教育」就是為某種前提所施的教育，例如日本的軍隊教育或法西斯教育、納粹教育等。純正的教育是以個人的完成為目的，而注重人格的陶冶。日本教育是為擁護日本帝國主義而施的教育，為要達到它的目的，強要個人的犧牲。這一點，日本教育可以說是奴化教育，無論在日本或臺灣受這種教育，都屬於受奴化教育，將留日的不算受奴化教育而僅稱居住臺灣的為受奴化教育是甚為不公平的。這一點，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外省人也相當多。何況滿清政府為維謢自己的政府，在大陸曾推行三百年的奴化教育，豈僅臺灣一地而已？因此責備臺灣受五十年奴化教育，實在也無濟於事。日政府推行帝國主義，教育臺灣人使他們擁護，協助日人的殖民政策是事實，但他們的教育並沒有成功，這從苗栗事件，西來庵事件等革命事件的不斷發生就可以證明。 清朝在大陸推行三百年的奴化教育，結果也是一樣。南洋的華僑雖受外國奴化教育，祖國的革命運動一旦展開，他們不是爭先恐後投身革命麼？這就是我國民的特徵，我們絕不會被奴化的。同樣地臺灣人也是漢民族，不必擔必被奴化，國粹論者用不著變成神經質而不斷地談論奴化教育，應把過去的事當做過去才好。 嚴格說來，現代國家多多少少都在施行奴化教育，那是為維護國家生活所不可免，是不足為怪的。 日本教育在精神教育方面注意明瞭國體、修身、歷史教育，使國民妄信甚至盲從而推行所謂「奴化教育」，但在科學方面就沒有這種痕跡，並且也無法奴化的。在前面已經講過，日本在臺灣推行的精神教育──即所謂奴化教育並沒有成功，寧可說常常處在破產狀態。本省人經常地在表面上和暗地裏跟他們鬥爭著，回到祖國去為打倒日本帝國而奮鬥的志士也為數不少。 不過，在科學教育方面倒相當成功，今天本省青年的科學思想不但不比外省籍的差，大體說來還有一技之長。我這樣說不意味我們可以滿足於本省的科學，在原子時代的今天，毋寧說還是憂慮其幼稚。現在，我們再來檢討日本的精神教育吧。日本教育有許多變遷，最近十年來卻偏於可怕的納粹教育，即抹殺人性，只求服從命令，結果獸性高昂，判斷力發生缺陷，失去理性，愛好爭鬥，產生凡事都諸武力的癖性，因此日本人總是手（打）比嘴（講理）來得快。 有一次筆者跟學生們聊天，裡面的兩三個學生在自誇柔道，於是我開玩笑地說柔道如何強，總不敵虎狼；且諷刺今日的學生不誇文化，而炫耀動物的爭鬥力，實在太可憐。 過去日本教育的缺陷是否即在此？兩三年前,有位朋友曾向我說：「對現在的青年，你客客氣氣地向他講道理也沒有用，不如命令他來得有效。」那時我覺得半信半疑，但後來事實告訴我：他的話一點兒也不差。有一天火車很擠，許多人都站在車門處，卻不向裡面走進去。我在車廂中間，那裏比較空著，我好心地勸附近的青年說：「大家擠一點吧，站在車門口的人危險得很哪。」那青年傲慢地站著，動都不動。這時站在我旁邊，穿國民服的男人大聲吆喝：「喂，怎麼不擠呀?!」那青年一聲不響，乖乖地擠進來。我這時才重新領悟納粹教育的弊害在此。一下了命令，日本人的團體行動是很順利，但個人在機動性方面很差，軍人就是最好的例子。這是教育使然，陷入形式化，公式化之故。最近十年間，日本在臺灣的教育也顯明地有這種弊害，他們的所謂「硬教育」，實際上就是不講理的教育，尤其國民學校的兒童自早晨起就被打罵著，時時刻刻在恐懼中，這樣怎能天真活潑？體育老師或訓導主任簡直是閻羅王前的牛頭馬面，那裏還有教育和愛？戰時下的要求更多，一早老師就問：「馬草割來了沒有？砂有沒有運來？瓶，空罐子拿來了沒有？」如果沒有帶去，就被罵為非國民，而遭毆打。這時的孩子們最可憐，人生最快樂的少年期無情地被糟塌而無法做少年的夢。他們常受威脅或挨打，常在焦慮，恐懼中過日子。 戰爭中有位大學教授向我說：「最近真奇怪，我家的孩子稍罵就哭起來，真不像是個男孩……」 那時我將日本的戰時教育分析給他聽：學校每天做過份的訓練，一早起就打罵他們。老師對兒童過份的要求會使孩子們焦躁而失掉天真活潑。因此我勸他說：回家後應設法造成一個過適合孩子們的世界。那大學教授聽了，深深感謝我的勸告。日本的戰時教育是個直線，故意讓青年不持有批判力，而養成特攻精神。換句話說就是「利用少年們的無知，動物的爭鬥性來強化戰力。」臺灣學生多多少少也受這種戰時教育的弊害，因此從事教育者對這一點實應特別留意才是。尤其是此我國需要大大地振興科學教育之時，若不磨鍊臺灣學生的頭腦，使他們有判斷力的話，則最需要思考力的科學的發達難免有阻礙之虞。 我們接著來一瞥祖國教育吧。但筆者對我國教育沒有深切的研究，不但疏於祖國的情形，也沒有從事過大陸教育工作，因此觀察可能流於粗漏，與瞎子摸象一般。所以，我不是在批評，只道出自己感想罷了。 我國教育大體說來，是天才教育，而且可以說是自國民學校到大學止的作文教育。設備不完全，致使實驗實測的教育差不多無法進行。現代科學教育以實驗實測為生命，所以這種教育可以說是「跛腳教育」。雖然知道理論，從事實際工作時便不免發生偏差。本省人視外省人只能講漂亮話而不能做事，是不無原因的。 又因天才教育，唸好與唸壞的距離差得很大，同樣地大學畢業，有霄壤之別。這一點日本教育是劃一主義，畢業生的實力大體相同，所以沒有特出的天才。天才教育的弊害在乎畸形的，而劃一主義教育則製造同樣的人材。 日本的中等教育這一要求很過份，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十幾種科目都得用功才行。要做優等生，連打架（如柔道，劍道之類）也要名列前矛才行。無法將力量集中在某一學科，自然不容易產生天才。而且雖然有鍛鍊身體的必要，打架並沒有很棒的必要呀。 與此相反，中國的天才教育可以使有天份的人充分發揮，但差的就變成一無可取。因此，雖然是大學畢業生，有的卻差勁之至。現在的中國大學生，大體說來祗有三分之一達到所謂大學生的水準。這三分之一真是非常優秀，非日本學生所能望其項背。 中間的三分之一比水準稍差一點，而剩下來的三分之一祗是「名義上的大學生」，一點兒用處也沒有。現在，臺灣教育也正在增加這種沒用處的傢伙，實在是可嘆的事。我覺得教育者或教育行政家有特別留意這一點的必要。 此外，過去的臺灣教育注重實驗、實測，近來則有被忽視的感覺，這一點雖很祖國化，卻不是值得佩服的祖國化。臺灣的學生過去以日本人為對手，猛烈地競爭著，那是為了絕不輸日本人的決心使然的。如今日本人不在了，失掉競爭的對手，耽於安逸，而且自我陶醉。不僅學生，連全體本省人也似乎有得意忘形之概，這一點我們是不是有反省的必要呢？我們應大開眼界，以世界為對手而競爭的必要。祖國是重文章的國家，兩三千年來推行作文教育，民國後還是如此。日本也有一段時期陷入這困境以致法學士過剩，但日本很快地領悟這種弊害而採取對策。中國不能再把作文教育持續下去，那是毫無意義的事。今後要邁進科學時代，多多造就技術人員才是正途。因此，臺灣教育非注重這一點不可。光復後，中學亂七八糟地增設了不少，工職學校未聞增設，嗣後的臺灣並沒有只養政治人材或事務員的必要吧。而且，臺灣教育如果不養成技術人材，對祖國便不會有什麼用處。不僅如此，臺灣本身也將不會有前途。 臺灣的人口有六百七十萬，密度居世界第三。
主要國的面積人口比較
因此，臺灣人口倘再增加，勢非移民到外面不可。青年們如果不向祖國或南洋發展的話，在臺灣會窒息。不過，僅憑赤手空拳到海外去也不行。如果只靠口齒伶俐，這種人材祖國已太多了，因此還是要帶技術去才行。 所以，臺灣教育要格外注重這一點。 而且，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現在還採取古老的方法耕作，要使它機械化，科學化，有多少技術人員和指導員也不夠。何況農產加工──紡織製茶製糖以及罐頭工業還不十分發達，這方面的技術人員尚寥寥無幾。 至於埋藏在地下的資源，現在還未開發，這個方面的科學陣容亦有重整的必要。 這樣算來，把所有的臺灣人培養技術人員也不夠的，臺灣明日的教育應該著眼於這幾點，有大大改革的必要。 臺灣青年也應該留意這幾點，磨鍊自己的技術，以備將來所需。 你們是不是只偏於感情，只知發牢騷，而忘記自己的使命？這樣是不對的，你們萬萬不能這樣。 根據報紙的消息：臺南工學院為接收工廠，與地方人士發生糾紛；本省人是不是只想自己的利益而忘記國家的前途呢？ 一般說來，大學的附屬工廠越多越好。大學教授就是技術員，學生的實習就是教育，而工廠就是學校，也是實驗室。凡是學校的教育或實驗室，都沒有什麼利益可言。為了自己的利益，強詞奪理，阻擾接收的工作，真是可惡之至！更可怪的是：本省參議員，參政員，國大代表諸公對此怎麼保持沉默？ 要使臺灣成為模範省，應從教育開始！而在這個教育裡面，科學教育，工業教育，實業教育為急務中的急務，同時我想也是臺灣今後應進的路。 現在，臺灣的青年常會嘆息，他們為何嘆息，似乎沒有明確的原因，只是不知所以然地嘆息罷了。當然一部份青年是被現實壓迫得透不過氣來，所以不得不嘆息。可是其他卻不如說是被現實急激的波瀾推流著失掉自信心，以致隨著別人嘆息而嘆息。因此，社會全體呈露著疲憊不堪的樣子。最近在街頭似乎無法看到挺胸闊步的青年。相反地，公務員與軍人倒活潑地走著。 肩負天下國家重任的青年如此頹喪，要建設臺灣模範省的希望也就淡薄起來。易熱易冷就是臺灣青年的特徵，最近似乎缺乏光復當時那種熱情。臺灣青年的任務在於建設，無論如何要為中國的建設而完成自己的使命才對。傍觀的態度或為小挫折而氣餒是不行的。只要為建設抱著信心，不管路途如何遙遠，一步步地走總有達到目的日子。如果捨棄這種信念，那簡直是自殺性行為，光復也失去意義了。 臺灣過去為日本殖民地五十年間，臺灣人僅有兩種出路：醫生與低級官吏，這是日本統治臺灣中最賢明的政策，日本在臺灣五十年間能得小康，也可以說得力於這種殖民政策。為要推行它，他們設立了兩種學校：醫學校與國語學校（師範學校）；前者為自費，後者為官費；他們以最巧妙的方法，讓臺灣中產以上的優秀份子去唸自費的醫學校；將中產以下的優秀份子送進官費的師範去唸書；因入學者的數目有限，要登龍門非相當優秀不可！ 醫生自醫學校畢業後無法成大富，只成為中富或小富，於是不會跟日本的大資本家爭利而發生磨擦；一旦成了醫生以後，怎樣優秀的人都每天忙著，沒有時間做經濟的活動或政治的活動，而政府也易於干涉他們的行動。 從師範學校出來的有五年的教書義務年限，儘管你的青年期有萬腔熱血，把你縛在廿坪的教室內。何況教員算低級官吏而有最低生活的保障，退休後還有恩俸可拿。因此，師範學校畢業生不管怎樣，總要站在教壇五年才行。慢慢地，他們結婚生子，現實使他失去勇氣，於是繼續教書下去，不能隨心所欲地從事什麼活動。儘管如此，在反動份子裡面，醫學校與國師畢業的還是最多。 但光復後過去吃得開的醫生因日本的保護政策解除，他們的社會地位也隨之發生動搖。還有過去生活不錯的教員或低級官吏沒落了，生活受了很大的威脅。這就是光復後顯著的社會現象。這班領導階層失去自信心的結果，對前途失掉希望，這種氣氛影響青年，成為社會現象，變成無可奈何的頹喪心理。 這種現象就是想維持從前的社會習性以適應新社會的掙扎。但一光復，臺灣社會就開始起飛，原來的姿態是無法打開局面的，如果把這種掙扎認為黑暗，那是錯誤的。有了矛盾，歷史才會向真正的方向推展，且進步的速度成正比，有了大的矛盾，才有大進步，從這一點看來，這是可喜的現象。 臺灣脫離了殖民地的地位，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帶來的自然結果。過去五十年間，本省人在日本統治下生活受了限制，養成了殖民地的性格，如果不丟掉舊狀，新的姿態就無法出現了。換句話說，為了適應新的時代，新的生活，臺灣青年的觀念實有改變的必要。 於是，日據時代的天才，現在都變成凡人，不，是恢復原來的面目。日據時代的天才都是日本方便主義的天才，它的尺度只是臺灣殖民地性而非世界性的。 光復後，臺灣跟世界文化就有了接觸，直接或間接地交流，即便稍有成就，也不能當一回事。因此，日本時代被認為了不起的人，光復後沒人稱讚，致使在心理上感到寂寞。也因為如此，本省人在各方面都應該徹底改變生活，否則便難望大成。臺灣原來在世界上還祗能說是後輩，如果現在就想裝老的話，將來是可慮的。過去的臺灣只是臺灣的社會，那種尺度只是臺灣性的，出了大學，在鄉下就把他當做天才，但光復後這種尺度行不通了，水準已提高，非有世界性的尺度不可，光是大學畢業的話，祖國多得很，連外國留學生也增不少。 祖國太廣大了，廣袤四百餘州，教育雖然沒有普遍，但人口太多了，達到世界知識水準的也不少，只憑自我滿意是無法被祖國承認的。 臺灣以絕海的孤島而被封鎖了五十年，只許窒息的文化進來，加以日本的殖民政策，只給本省人兩三種出路，何況這些出路還在他們約制、監視下。 光復後我們自由了，路廣大而四通八達，也因為如此，我們倒有多歧亡羊之感，反而使人容易迷路。那真像籠子裏的鳥忽然被放出來，在廣闊的天空中不知飛到那裏去，暫時猶豫著，說不定反而想飛回原處去。這是一時的現象，習慣了新的環境，就會領悟舊狀態時的愚蠢。 臺灣青年如果要適應新環境，需獲得世界文化，並打破地域觀念才行。這就是說：將自己的知識水準求諸世界，而拋棄既往臺灣地域性的想法。 過去的文化就是所謂「臺灣殖民式的文化」，且以日本為標準的文化，亦即是被日本所強迫的。說不好聽些，可以說傀儡式文化吧。過去的報國文學會，或皇民公會所提倡的皇民文學、皇民藝術、皇民文化都是如此。 傀儡式的文化會產生傀儡式的青年，臺灣總督府的官兒們為推行這種傀儡式文化，曾經賣過力氣，從世界水準看來雖是幼稚也誇獎為天才而煽惑他們。不僅如此，連日本水準都沒有達到的也加以過份的獎勵。因此，本省有識之士都稱「天才」為「天災」。（按天才與天災日語諧音） 在這種傀儡式文化之下，六百七十萬的同胞過了宿命的五十年的生活，因此如果沒有好好地加以檢討一番，就會被世界的文化拋落在後。 臺灣青年另有一個毛病是：不知不覺中陷入地域的狹隘觀念裡面，下面的例子足以窺伺一斑。最近某銀行想在上海設立辦事處，打算派兩個本省青年去，月薪兩萬新臺幣，宿舍、伙食都是銀行供給，可以拿在臺的幾倍待遇，但兩個青年卻不肯去。理由是有挨打之懼，聽起來真是可笑之至！不但如此，要給他好待遇也不願意調到故鄉以外的地方去。某銀行家曾表示：「人事異動真難。」 這就是過去臺灣青年的一種性格，靠近故鄉的地方不但生活費便宜，做起事情來一切都很方便。能固執這種觀念，也是過去的政治使然的。日據時代儘管如何有能力，晉升的機會有限，而且絕對不能做主管。既然爬不上去，那就要選方便的生活是人情之常，這也是環境養成的。禹也是人我也是人，只要有能力就能該升的職位。而且，應打破褊狹的地域觀念，向祖國發展才對。如果固執地域觀念，便容易使入唯我獨尊而變成排外性，這樣是不能成為大人物的。青年們該摒棄這種落伍的思想，與祖國優秀青年攜手協力，為新時代的建設而努力。 想活在這個新時代，必需與時代共進，或更進一步走在前面，否則就會被時代遺棄。今後的臺灣青年無論在任何方面都該起飛，否則會窒息，他們將知識求諸世界，打破地域的觀念，與新時代的號音共進！ 宣傳是很要緊的事，但宣傳千萬別忘記有副作用或反效果，如果光被感情支配的話，大體會引起副作用的。在技巧上要說適合大眾的話才好。例如前述本省人是五人四黨，必需像福州人推舉一個人出來，這種宣傳是屬於巧妙的一類；聽說中日戰爭中，蘇聯的報紙刊出下面這樁事： 某旅社的女侍對一位女客的腰帶眼紅，於是她就給客人吃許多易忘草，第二天早上她以為女客會忘記把腰帶帶走，但找來找去還是沒有找到。女侍想，給她吃了那麼多易忘草，一定會忘記什麼的，於是她仔細一查，還是有忘記了的，那就是旅社的住宿費。如今阿部大將載許多易忘草到南京去，給中國人吃，以為吃後會忘掉一切，結果中國人雖忘掉一切，卻沒有忘記：自己的父母、弟兄被殺這樁事。這種宣傳實在很高明。 光復後一再論奴化教育結果，把本省人的感情刺激了，坦白地說：本省人有受侮辱一般的感覺。它的副作用就是引起本省的排外性感情，罵外省人為豬。所謂豬的意思是：只知睡和吃，別的都不會做。 同樣中國人，一邊是受奴化，一邊是豬，真像孩子的打架，也像把球向壁上擲過去而彈回來一般。 這次外省人忍不住了，連教育處長也參加吵嘴的陣營，在三月二十日的新生報詰問外省人如果是豬，本省人的祖宗是什麼。 如此一年半來罵來罵去，它的副作用也不少，為什麼被這種小小的感情所支使呢？如果發現本省人的缺陷，秘密地採取對策，便沒有辱罵的必要。 再者，以政務會議為伴奏而宣傳出臺灣沒有政治人材，其用意是封鎖縣市長民選的主張，可是本省方面卻要反駁說有人材，而這些都以感情為主，被感情支配的易失掉人心。臺灣的參議員都是拍手議員，誰到南京去都是一樣的，你如何有抱負或經綸，不在統治集團裡面是沒有力量的。不久前的選舉，投票姓名的著墨程度發生問題，鬧到南京去。如果由三十個參議員當場表決的話，事情會簡單解決的。但卻不這樣做而固執己見，民政處的主張雖通過了，六百七十萬的感情卻遠離了，換句話說：雖勝猶敗。 要搞宣傳或政治，不能被個人的感情所困，要有理有智慧才好。被小小的感情所困，就變成潑婦罵街。無論如何，應該顧全大局向國民呼籲，比方政府現在為復興糖業而投資二十億元，如今糖廠復舊了，不種甘蔗的話，糖廠就無法動工；糖廠不動工，臺灣經濟就無法恢復，也無法救那些失業者……政府如果把這些道理告訴本省人的話，本省人都會一致協力的。 光復當初，四百多輛的火車機車壞掉兩百輛，如果事先聲明修理好以前，火車難免擁擠的話，可以免掉被譏為無能。到過日產處理委員會臺北市分會的人誰都會被繁瑣的手續傷腦筋，不知怎麼做好，東問西問才勉強辦完，腦筋不靈活的話，不僅在一天之內無法辦完，花兩三天也不稀奇的。但承辦人員也起勁地工作，滿頭大汗，被擁擠的市民催促著，心裏也焦急得很，集中精神拼命揮毛筆。為什麼這樣忙呢？真奇怪得很，也許這就是中國人的性格，無法擺脫封建社會硬殼。積滿了數百年的習慣，目前還以官僚聞名世界的國家，雖然成了民國，要把這些官員的習性做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僅要繳房租就要經過好幾個人的手，真是複雜到極點，理論上是無法舞弊的，但卻忽視最重要的一點：表面上經過這麼多人似乎很可靠了，事實上最要緊的責任觀念分散，所以更容易引起錯誤，且容易出紕漏；即令有了錯誤，因責任分散而不易發現。並且這責任是連帶性的，彼此會為脫卸責任而努力，因此為包庇犯罪而變成馬馬虎虎。如果把責任單一化，縱使有錯誤也容易發現；而且這是一個人就可以幹得了，沒有經過好幾個人的必要，這樣工作簡易化，工作效率也能提高許多。 這種複雜的手續，完全是無意義的。持續便成制度，制度一經確立，就受它的拘束而阻礙社會的進步。已經晚了幾世紀的人，被從來的習慣所束縛，且無批判地接受這種習慣，但憑習慣的惰性，以自己為標準判斷事物，因此矛盾叢生。 比方不知番茄味道的人，會說番茄有股臭味。這種人當然不知番茄有維他命。連騎腳車也以為危險的人，祗有徒步最安全，何況坐飛機，做夢也不敢想呢。不知浴後穿上浴衣拖著木屐，偕東洋女郎散步滋味的人，當然無法知道日本木屐的好壞；不懂醉眼朦朧地在舞廳跳舞的人，說舞女把口紅擦得過紅，人家是不會同意的。 日本誇日本刀為世界第一，中國人稱漢字與毛筆為東方文化之精粹；可是日本人不能領悟為日本刀而被殺了數百萬日本人，七千萬國民也為它所犧牲。同樣地，在中國不知有幾百萬的天才為漢字和毛筆而被扼殺，不僅如此，四億五千萬人被它煩惱了兩三千年之久，而在吸收新文化上面吃了大虧。 在辮髮時代，主張斷髮即被視為異端，斷髮即遭斷頭。在纏足時代做父母的殘酷地將女兒的腳縛緊，女兒長大了，不但不恨父母，反而以小腳為榮，那是因為生在那種時代的傻瓜們把它當做美而欣賞的緣故。 戰爭時期倡言和平的，無論理由如何，都會被當做非國民。 不會使用鋼筆的人總認為毛筆最好，因它能寫得很富藝術性，而且永久不會消失。這班人尤不知寫公文或書信是不必用畫古今東西名畫的畫筆；這些人腦子裏自然不會有鋼筆與打字機了！ 知道漢字好處的人，驚嘆於唐宋文學的偉大而不願主張廢止它；他們不管子孫們怎樣地在世界文化上落伍。他們祗知要繼承那偉大的文化，於是子子孫孫永遠背負重擔。 話雖這麼，說現在的中國是無法立即把漢字廢棄的，原因是國語沒有統一的緣故。國語還沒有統一就廢止漢字，那就更無法統一。因此，我們要很快地把國語統一起來，以期用簡單的音標文字，使獲得世界文化的日子早日來到。 臺灣原來是天惠豐裕的地方，論理是不會打不開前途的，而失望的人常不絕。他們為什麼失望，到底希望些什麼？這雖然因人而異，且有種種的見解，但依我看來是：需要有誠意的政治。過去三百年間，臺灣人沒有可信賴的政治。西班牙如此，荷蘭亦如此。鄭成功來了，以為可以信賴，但僅如曇花一現，不久卻變成清國的天下。清朝跟日本一樣，把臺灣當做殖民地。在殖民地沒有倫理，因此臺灣人在不得不猜疑的環境下長成，連不必猜疑的也猜疑，他們過份敏感，三百年來渴望的就是有誠意的政治。只要有誠意的話，稍吃虧也可以忍耐的，因此誠意勝過任何政策。如能上下一致推行有誠意的政治，臺灣立刻會明朗化。回到祖國懷抱的現在，應該不再有從前的那種憂懼，但惰性是很難改的，尤其公務員裡面混著不肖份子，更無法清除以前那種心理。事實上，要仗臺灣明朗化，需有誠意的人。公務員用不著說，各級民意代表也應得其人才行。但有無誠意，實在不容易知道，如果有測誠器的話，那就方便得很，目前唯一的辦法是叫臺灣所有的公務員和各級民意代表到南京中山陵去請國父鑑定。這個辦法是這樣的： 叫他們參拜中山陵後，要他們一口氣爬陵前的石階，這時要一口氣爬三百六十段石階，不管你如何利慾薰心，也喘息著，再沒有動腦筋的心思。然後叫他們繞陵一周，讓他們領悟國父的偉大後，站在陵前向前展望，那裏看不到金子、房子、車子、女子，想霸佔日產的卑鄙念頭也不會發生。呈現在他們眼前的是：廣大的山河，接著意識到山河下老百姓那可憐的喘息而掙扎的樣子。啊，如果讓他們領悟「革命尚未成功」，絕不敢貪污，而會誠意做事。如果還有滿嘴三民主義而壞事照做的人，就算老百姓能緘口忍受， 國父還是不肯原諒他的。 閑話少說，臺灣目前最要緊的事是物價安定，其中只要安定米價，街頭的嘆息會減去九成五，但物價的安定是全盤性的，跟祖國息息相關，尤其與軍事、外交關聯很大：軍事進展而確保津浦線、京漢線的話，像本省北部的物質──煤炭可以輸出，上海的工廠便可以靠它開動。而且，美國對華貸款成功的話，金融好轉物價多多少少會安定。這些現象直接間接地影響臺灣，是否立刻安定物價雖不得而知，但米一項似乎是可以安定的。 臺灣的公有土地佔七十三％，其中五分之一是耕地，地租征實佔十分之一，把這兩者合起來，政府所有的臺灣的米有十分之三，如把臺灣的米當做只在臺灣吃的話，有六百七十萬人份，其中的十分之三即約兩百萬人份，把約二十萬人份配給公務員，再扣除軍用米，應該還剩下相當數量的米。可是政府對米價的暴漲竟拿不出辦法來，真是不可思議。 再者，警政的統一也很要緊，有警察大隊，有法院警察，有專賣局警察，有鐵路警察，有水上警察，因它的命令系統不一致，機關與機關容易發生磨擦。尤其讓有收入的機關擁警察權是不妥的事。如果野心家做了那機關首長，他就能無限制地強化警力，藉此隱飭劣行，干犯法紀，無往而不利。 商鞅是嚴罰論者，但下了法令也不大行得通，那時太子犯了法，商鞅說法律行不通是上面不遵守的緣故，但不能處罰太子，所以處罰了太子的侍衛，從此人民都服了他的信賞必罰。 現在的公務員裡面，有沒有商鞅時的太子？ 政府現在獎勵人民檢舉，雖有好處也有壞處，往往得不償失，因社會的人並非全都是君子，為報私怨說不定有不擇手段的。在印度曾被當做殖民地的離間政策而加以利用，但臺灣已經沒有那種必要吧。 要把臺灣弄好，當然不能一蹴而就。日本為遂行戰爭，曾實施強盜式的統制，臺灣的經濟因而遭受到根本的破壞，本省人的經濟變成空無一物，剩下的只有山河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商店連一種商品也沒有，空棚子寂寞地擺著。 戰前每個家庭都有一、兩千元，但因八年間的戰爭，貶值為一、二十塊，換言之：有一千塊的人，為打仗而把九百九十元使用掉。統制經濟崩潰，赤貧的狀況無遺地表露出來，但許多人卻沒有領悟這些。鍋子、衣服都為戰爭失掉了。要恢復原狀，除靠農業生產以外別無他法。不幸的是去年因旱災和颱風，收穫只得六成。不過，一旦農業生產全面恢復，尤其像從前那樣種上大量甘蔗，製糖工廠再次轉動起來，那麼臺灣再唱山歌的日子會重來的。 中國是民族英雄很多的國家，在民族存亡的關頭，一定有民族英雄挺身為國而戰，但政治人材卻少得很。在五千年歷史中，贏得萬人感戴的政治家只有兩位，那是堯與舜。現在，四億五千萬的民眾還說堯天舜日而崇敬有加。可是，禹對治水有大功，歷史學者也很稱讚他的功績，卻不大受尊敬，俗語即說「禹是人，我也是人」，為什麼會這樣呢？是禹的子孫奪了天下之故。天下乃天下的天下，而不是一己的天下。禹的不肖子孫把天下當做私有物，所以禍延祖宗了。 把天下當做私有物是以禹的不肖子孫為嚆矢，也是他們為罪魁。歷史從此被歪曲，真正的政治家失掉發揮才幹的機會，他們也成了把天下當做私有物的帝王的看門狗，因此國民不尊敬他們是理所當然的。所以，說堯天舜日而不提禹，其他看門狗更不屑一顧。也因為如此，中國雖然聖人、君子、哲人、詩人輩出，獨沒有政治家，而代替他們的是一班英雄時時出來打天下，但他們常常學禹的不肖兒那些勾當。可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天下為公」而起來革命。創造民國，嗣後大概會有真正的政治家出頭吧。政治家絕不是政客，政客是靠搞政治吃飯的，政治家是服務天下為己任的。因此，政治家只是個人材或光有智識也不行，如果沒有真正為天下服務，和為民眾犧牲的精神，根本談不上民主政治，而且民眾也不相信它，真正的民主政治限於民選。 民選的好例子在臺灣很多，新竹縣枋寮義民亭每年的典需款數千萬元，這些祭典由各鄉鎮選舉的爐主辦理而從未發生過差錯。這些爐主的知識水準雖然很差，但他們能幹得好就是靠他們誠意。大凡民主政治並不必要有傑出的人材，遠超過國民智識水準的人物，反而沒有率領國民的力量。國民的水準還沒有到達相當程度，因一二天才而遭殃的例子在古今中外都很多，成吉思汗如此，拿破崙如此，倒霉的是國民，最近頻頻地在討論政治人材，但從此憲法實施而舉行民選的話，平民英雄也會出現的吧。 連英國的大政治家老比特也否定政治人材，而向小比特說：「看議會吧，大英帝國僅靠一些知識而轉動著呢。」因此，與其為這些花心思，還不如為科學人材之少而憂慮吧。 要知道自己似乎很容易，實則最為困難，孫子兵法也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過去臺灣人的各方面都被檢討，以前日本人以日本人的觀點批評為利己主義，這次外省人來了，說是被奴化的。兩者都不是好評，但臺灣人對這些批評內心似乎都不大服氣。其實被稱為利己主義固然沒有生氣的必要；被譏為奴化，也沒有紅著臉爭吵的必要，要緊的是：把自己徹底分析一番。 臺灣人是由臺灣的歷史與環境培育出來的，有其特異性。臺灣人的祖先當然是漢民族，他們不是每次北方的異族入侵時抵抗到最後而逃到南方來的，便是不服異族統治而南遷的，然後在福建與廣東定居。當他們再感受到政治的壓迫時，為求自由而向海外發展，這班人成為華僑，移住臺灣或南洋，有一部份是為抵抗滿清，跟著鄭成功來的。不管是那一種人，他們都是漢民族中最不服異族的。他們不但在大陸從事鬥爭，在臺灣更進一步受到訓練，起初是抵抗西班牙、荷蘭，只有鄭成功時沒有任何摩擦而過安樂的日子，但一旦成為清國的領土，又不屑被異族統治而發生好多次叛亂，清朝稱臺灣是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而感到束手無策。 臺灣剛歸日本版圖時，雖孤獨無援，老百姓卻群起抗戰，日本是明治二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在澳底上陸的，到那年十月才到達臺南，歷時達五個月之久。 太平洋戰爭時，日本將所有軍隊的精銳集中在琉球與美軍對陣，僅支持三個月，相較之下，臺灣的抗日真可謂氣壯山河。其後三年，他們隱藏深山曠野繼續抗戰；被平定後，仍發起苗栗事件、西來庵事件，北埔事件等許多革命事件。但他們受了武力的洗禮，發現沒有勝算，便從事另一種鬥爭──文化運動。 由此觀之，臺灣人在這三百年來差不多都是在從事抗爭，因此日本的同化政策終歸失敗。例如他們實施日臺通婚法，我們雖然不憚於把日本姑娘娶過來，而臺灣小姐成日本太太的卻不啻九牛一毛而已。 臺灣人在這種環境長大的結果，思想上往往沒有歸宿而眷戀著祖國，因此臺灣人把死稱為：「回唐山（中國）去」。 光復後，不屑為日本太太的本省小姐卻跟祖國人士紛紛結婚，由此亦可窺見一斑；而二二八事變時專賣分局內的東西差不多付諸一炬，但聽說國父遺照與國旗卻好好地被保存著，這就是在動亂中仍不忘國家的證據。 臺灣人不但在人為的環境從事鬥爭，在自然的環境也是一樣的；他們經常要抵抗颱風、水災、地震等大自然的壓迫，外加蕃害。在這種環境之下自然養成反撥力，因而鬥爭心、競爭心特強，於是他們有如虹魄力，意志堅固而富於進取性，但被日本的鎖島政治幽閉而致見聞減少，想雄飛的勇氣變成愚痴的感情，而且三百年間以殖民地的地位被搾取的結果，患了政治缺乏症，以為政治家都是很了不起的，於是阿狗阿貓都爭著想做政治家。照莊子看來，政治家是比烏龜更沒有價值的。楚君曾想請莊子當宰相，莊子笑著向他的使者說：「請看祭典時當牲禮用的牛吧，平常給牠吃得好，裝飾得也不錯，但祭典時卻非把重要的生命犧牲不可！做宰相雖好，心身都非受苦不可，不如做烏龜在水溝裏逍遙自在，也能活得長久些，因此當宰相祗有敬謝不敏。」 為今之計，我們是不是應該先把臺灣目前的政治家病治好？最近十年間，日本為推動戰爭，把臺灣青年全部動員起來，分為生產與薪水二種階級，且由強盜式統制而把中產階級差不多消滅掉。因此，曾被動員的青年應早些丟掉薪水階級的劣根性而從事生產事業，否則戰時那種「跛腳狀態」便不免要持續下去。 像剛才所說，臺灣這三百年來被放在殖民地的環境之下。因而所產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帶著殖民地的性格。因此要養成真正的文化，非進一步飛躍不可！過去的文化就是沒有根，而能震撼人心的也尚未出現。藝術如此，文學也如此。還未堂堂地張根，向世界的藝壇或文壇伸出枝葉。臺灣美術展覽會是在上野的日本畫壇的延長，而文壇更軟軟綿綿有如變色的蜥蜴。龍山寺或北港的媽祖廟從大陸建築看來，充滿著稚氣。漢詩是形式的，方程式的，而缺乏生命的躍動。 我正在寫本篇的時候，想起有一位文化人向我講的話來，臺灣也能把洋式糕餅做得很好了，但新港飴卻變得不好吃起來。他又說：到大陸上去，連文盲的老太婆都能在月光下講林黛玉的故事給孩子們聽，但如今臺灣就不行了。他慨嘆現在的女性沒有在芝山巖學堂照的臺灣女學生那種幽美的線條，而認為需要再度回顧民俗民藝並提倡文藝復古。當然，像林黛玉或浮生六記裡面芸娘那種幽蘭般的女性確有其可愛處，但現代小姐裡有教養而像玫瑰那樣華貴的女性也有其可取之處。不過如果教養不夠的話，那就像凋萎了的玫瑰那樣，只有周圍的刺惹人眼目了。 文藝復古也是程度問題，如果太固執的話，就會像明朝時代那樣，無法產生唐宋那種輝煌的文化。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但我們不要忘記，歷史越是長久，便也越多因歷史長久而生的好處與壞處。美國就是在新大陸不受英人歷史的約制，採取科學主義，因而產生美國文化。 從這一點看來，臺灣要形成新文化是很方便的，沒有固執於復古主義必要。與其考慮新舊，不如檢討是否真正地有文化價值才對。文化是日進月步，應符合科學而前進的。 臺灣的文化人應將過去傀儡式態度統統清算，為應付當政者的要求而左盼右顧絕無法產生真正的文化，真正的文化應以世界為標準，非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不可！ 有一位青年畫家對我說：「要把臺灣文化弄好，要有學閥的必要，沒有強有力的學閥的話，即使有一二天才也沒有繼承者，所以無法產生偉大的文化，而只有當土產價值的藝術是可憐的。」 對於這種意見，我是贊成的，只是學閥往往容易陷於偏見而有排外的傾向，如果注意到這一點就行了。此外，學閥最重要的是領導者；臺灣目前患的是大頭病，彼此是不是自省些較好呢？ 得天獨厚而且歷史淺，因此臺灣青年見聞狹小，易墮入主觀、感傷、羅曼蒂克。 大陸歷史悠久，由歷史而來的好處多，壞處也不少，並且由於現實是殘酷的，所以沒有夢。於是，感傷性而做甜蜜的夢的臺灣青年碰見懷現實主義的大陸來臺人士，驚詫之餘，與外省人不容易肝膽相照。這也難怪，大陸的環境複雜，被因襲與傳統壓得疲憊不堪，那裏還會有談夢的餘裕！但一旦事關現實問題，他們便會認真起來。你不妨把賺錢的事提出來吧，他們一定會改變態度的。 常不厭其煩地就離開現實的問題議論不休的臺灣青年，應該可說是相當幸福而單純的。因為單純，所以純真，說不揩油就完全相信它而不知道揩油的世界。大陸上因歷史悠久，是揩油以上的世界。那真是複雜無比，而為適應那種複雜性，偏狹的集團觀念特強，恒常表現強烈的排外感情，想用自己的集團佔有某種部門，而在集團裏是很有人情味且像家庭似的。現代的中國青年裡面，也有對這種矛盾現象感到憎惡，而想打破它純真的人也很多，他們嚴正地批評了自己的環境，想創造新的環境，但大多數人還是現實的。 日本人愛好靜寂，在小巧玲瓏的榻榻米房間裡一邊喝茶，一邊工作，態度很是認真的。 許多大陸來臺人士為滿足物慾色慾食慾，在街頭奔走競逐，一張嘴巴滔滔不絕，能言而善辯，他們為現實的享樂而焦急著，這也是可悲的歷史所產生的吧。 本省人則忘記理想和目標，只會吵或發牢騷，別人如果不發號施令，一直站在那裏踏腳。這裏有殖民地的性格，也有它的幼稚和依賴性。男人如此，女人更厲害。因此乍看思想好像從封建社會脫離出來，而身體則依然在封建社會裏靜坐不動。她們連人生大事的婚姻也不能自己做主，彼此不認識也沒有關係，只看對方的社會地位和出身學校就結婚，彷彿跟學歷或社會地位結婚一般。 偶而反對這種結婚，勇敢地站起來，卻又因缺乏社會知識而遭遇挫折。這是由於她們還不知道所謂「方便」，才會如此。去年特地廢止女侍向陪客獻媚，女侍本身卻反對這種措施，這是因她們不知小賬與遊興稅的性質所致。 臺灣女性在廚房裏的時間太長太長了。如果不把這些時間縮短的話，是無法獲得新文化的。她們還不知道不起火也能吃飯的文化人，只為了三餐的科學化，臺灣女性也應更進一步才對，別的婦女問題更不用說了。 最近聽說有些婦女得意地拿著時價數千元的玻璃製大手提包，在臺北市逛了好多天，為的是想物色大官太太的位置。 在那麼漂亮的玻璃製手提包裏面放著衛生紙和化粧品，未免暴殄天物，如果這種女性展開了她的紅嘴唇，談論婦女問題的話，情形到底怎樣呢？ 寫婦女問題會無窮無盡，而且篇幅也不允許，所以就此打住，將來有機會再談吧。 臺灣的歷史和大陸的歷史在這三百年間，不，僅在這五十年間就大大地有了不同。嚴密地說，這三百年來祖國是到民國始脫離奴化三十六年，這其間臺灣在鄭成功時代享受到主權凡二十二年，從這兩個數目可以看出：臺灣是比祖國多淪陷十四年。最有趣的對照是：辛亥革命時，有苗栗革命；五四運動時臺灣有文化運動；祖國像七十二烈士那樣為國犧牲而聞名，臺灣卻像唐景崧那樣逃回祖國而成名的多。 祖國在檢舉漢奸，臺灣便罵御用人士。 上海姑娘在燙頭髮、擦口紅時，臺灣小姐卻穿和服和日本鞋子；前者有西洋臭味，而後者有日本臭味。外省人大多有生意人那種重利根性，臺灣人卻多患大頭病。 祖國的報紙在那裏喊言論自由，臺灣報紙卻說因言論自由而引起二二八事變。這次上海的騷動事件，大概也是言論過於自由的緣故吧？ 但在講這些時，文化的確是在走下坡；說什麼外省人啦，做愚蠢的爭吵時，世界文化一點兒也不等我們，照原來的快速度前進著。因此，我們與其呶呶不休於那些無聊的事，還不如設法使臺灣成為烏托邦。比方掉了東西，誰都不會撿去，不關窗戶而眠，小偷也不會進來，吃了生魚片也不會有霍亂、傷寒之虞；在停車場沒有警察維持秩序，大家也很規矩地上下車；沒有人會弄髒公共廁所；做任何事都不會受別人監視；走什麼地方都不會受警察責備；寫任何文章都不會被禁止出售；攻擊誰都不會遭暗算；聳聳肩走路也沒有人會說壞話……這樣努力建設身心寬裕而自由的臺灣就是住在臺灣的人的任務，從這一點說來，是不分外省人或本省人的。 本省人跟日文告別，似乎比跟日本姑娘告別更難過。它的證據是：去年三月送日本人回國的時候，即使與溫柔而端莊的日本小姐相愛，到時誰都不說苦。實際上，年青的男女之間，跟日本人談愛的也有，在友愛關係的也有，但誰都沒有埋怨著說：「我真難過，真難捨得。」可是，政府決定廢止日文，自十月二十五日實施，消息一經發表，給年青男女很大的打擊。說得誇張些，是有斷腸的感覺。於是，全省充滿著反對與非難的聲音。可是，從當局看來，實在太不夠男子漢了。對於非告別不可的日文，還說這些留戀話，他們說不定會禁不住地罵一聲可惡，跟難分難捨的日本姑娘都能忍耐著離開的本省青年，對日文會如此依戀，這絕不是有沒有勇氣的問題，實有其深切理由在。 現在國文的報紙與雜誌，如果編纂比日文的進步，而內容也有幾分充實的話，事情倒還說得過去，但你看看政府的機關報吧，多麼陳腐！我們先從文章來談吧，那些文體既非言文一致的白話文，也不是古文體，就是所謂之「半古董」的。 我國目前雖舉國一致努力於推行國語和白話文運動，但站在指導地位的報紙卻如此作風，怎怪人家對此望望然去之。在文明國裡面，還有像我國這樣難解的報紙麼？本來可以用易懂的白話文寫新聞的，只為了想誇耀自己的學問而故意寫得難懂，這種有讀書人劣根性的人怎麼可以指導臺灣文化呢？何況內容也將各機關發佈的宣傳文章照登不誤，千篇而一律。這簡直像廣告，本省青年讀了這些廣告，當然不會滿足的，他們的腦筋不至稚劣到這種地步。文化欄雖然刊載白話文，內容卻幼稚得很，只注重形式而難免有「斷章取義」之譏，這些文章沒有什麼內容，更談不上敲動讀者的心弦。這些作者雖有排列漂亮的語句和驅用慣用詞句的能力，但簡言之，寫匠而已。照片也陳腐得很，有的甚至登抗戰時期的，這樣青年怎會跟著走呢？但願臺灣的報紙能檢討反省一番。 至於日文，為什麼日文不好呢？這是因為過去被武裝的緣故。現在武裝解除了，日文恢復原來的面目，那就不是壞的了。如果是壞的話，外省人到臺灣來，不會醉心於日本小姐的。這就是說：喜歡聽日本小姐甜蜜的話語的人們，他們不會認為把她們的話語用文字表現出來是不好的。解除武裝的日文，為介紹文化負有重大的任務，尤其世界各國的文化差不多已譯成日文，只要瞭解日文就能跟各國文化接觸。中日戰爭前，我國把許多留學生送到日本去，亦且是用寶貴的國帑。現在，我國一下子有六百五十萬的日本留學生回到祖國來，他們趕時髦般地使用日語，看日文的報紙雜誌，並沒有什麼稀奇，反而是可喜的現象，當局為何愚蠢地廢止日文，我們實在無法瞭解其用意。他們對那些靠留學而帶回來的寶貴的文化，不但不加培養，反而愚蠢地糟塌它。後世的史家將不知會如何批評這樁事呢？ 國粹論諸君，你們開口漢民族，閉口漢民族，但你們試把西裝、鞋子、洋鈕扣、領帶、旗袍等外國製品脫掉吧，恐怕剩下的祗有辮髮一條而已。現在，不是連那辮髮也剪掉麼？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把自己國民分為國民與非國人，把軍人，和與軍部有關係的稱為國民，其餘的為非國民。他們以秘密做煙幕，連大學教授等知識份子也不准收聽短波廣播，軍人和官僚們於是愈益跋扈，封鎖國民知識之門，因此日本科學窒息而注定日後戰敗的命運。 我們必須冷靜地考慮，我國有六百五十萬日本留學生一下子回來，以中國而講是可慶可賀的，假如有六百五十萬人自美國或英國留學回來，不止英文報刊滿天飛，舞廳用不著說，連在大街上接吻也會說很好的吧！ 關於廢止日文，也許有種種原因。不幸的是現在外省人與本省人鬧得不愉快，在這種氣氛裏，所有理論都是空談，任何道理都行不通的，為了文化，保存日文會不會阻害中國文化，要放在公平的文化天秤上，重新加以檢討一番才是。依我看來，政府機關報的日文當然應該廢止，但日文報紙或雜誌，無論過渡時期與否，准許它自由發刊也沒有什麼妨害的。 而且，日文文化不能說全部都是日本文化，裡面也有許多世界文化被翻譯著。尤其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用國文寫的很少；許多人大聲倡言教育第一，而兒童與青年學生卻沒有什麼書好看。因此，不要被一時的感情所拘泥，應該翻譯這些文獻而貢獻給我國文化才是。其中，日本的兒童文庫有價值的頗多，經選擇後讓本省文化翻譯出來，一方面還可以成為失業的救濟。我們不要太陶醉於戰勝的氣氛才好。美國曾在排日最高潮的時候，美國醫學會為表揚研究黃熱病有成就的野口英世博士，贈送了銀盾給他。 這次臺灣留用了不少日籍學者，這是很賢明的政策。在這些學者裡面，有的尚在研究途中，有的剛找到路子，有的在腹稿中頗有可觀的，非在臺灣便無法研究也可能有，如果讓他們完成研究，不但對中國文化有所貢獻，對世界文化也有稗益的。 美國之強大是因為愛學問，他們收容了被德國放逐的猶太籍學者；太平洋戰爭中，他們還熱烈地研究日本話。反過來看日本，自甲午戰爭後自以為了不起，遂輕視中國。在中等學校的教科書裡面雖有漢文，但那教科書的內容在中國大多數都是成了古董，因此無法認識中國。這雖說不定不能稱為「前車之鑑」，但日本是我們的鄰國，懂得日本話，決不致於使我們有所損失的。（民國三十六年六月日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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