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導讀：鍾理和 by 鍾怡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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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蕃薯的頭家子 鍾理和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五日生於屏東郡高樹庄的新大路關（今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卒於一九六０年，得年四十六歲。 父親鍾蕃薯名聞六堆客家地區，是地主也是農村企業家，在日據時期叱吒風雲，亦農亦商，在鹽埔有火礱（碾米廠），在屏東經營過杉木行製材所、磚瓦窯、車行、布莊，農場種植鳳梨、香蕉，並做外銷生意，與人合資在日本、中國大陸等地設有五處商行。晚年在美濃購買笠山農場，準備退休養老，將事業交給長子里虎後舉家遷到美濃，時鍾理和十八歲。他的母親劉水妹是偏房，劉水妹育有三子一女，鍾理和排行第二。 鍾理和八歲入鹽埔公學校，與異母弟鍾和鳴（浩東）、堂兄鍾九河、姑表兄邱連球同學，暑期與和鳴同在高樹修習私塾漢文，畢業後其他三人順利升學，鍾理和則落榜，於是繼續到長治公學校上高等科，其後再受漢文教育兩年，受老師光達興秀才的古文學影響甚深，曾撰寫〈台灣歷史故事〉〈考證鴨母王朱一貴事蹟〉等，並開始閱讀中國古體及新體小說，當時曾寫短文〈由一個叫化子得到的啟示〉，還有章回體的長篇通俗白話小說〈雨夜花〉，完成的原稿據說有枕頭厚。隱隱中已有從事文學創作，當一個作家的憧憬。 鍾理和幼年時家境良好，父親是成功的企業家。童年白胖清秀，甚得父親疼愛，因為性格木訥老實，被家人稱做「阿誠」，意謂憨直忠厚。直到去世，附近熟人還是稱呼他阿誠哥或阿誠伯。 鍾理和成年後人才出眾，容貌英俊氣質幽雅，又是大家子，在私塾讀書，一副文學青年模樣極受注目。據長輩傳述，當時他同年的伙伴相親時，往往不讓他同行，因為他會吸引女方注意。與小說《笠山農場》中主角受女性喜愛的情形一樣。 鍾理和十八歲時，結束私塾漢文課業。當時父親與友人合資買下美濃尖山一帶山林，號稱三公司，並開始開拓經營，後來海外商行失敗，乾脆將屏東的事業交由長子，自己帶家人由大路關遷入美濃尖山，興建住宅，造林種樹，種植梧桐等高級樹材，較平坦的斜坡及河谷平台則種植咖啡、荔枝、香蕉等高經濟果樹。鍾理和往來故居大路關、屏東商行和美濃之間，一方面協助父兄的事業，一方面讀寫、繪畫，想在藝文活動中尋找出路，解除心靈上的空虛。曾經要求到日本學繪畫，遭到具客家務實性格的父兄否決，不成。不甘困守家園，經常出外遊覽觀察，尋找機會。參與屏東郡教育課的登山隊，即在此時，後來寫成〈登大武山記〉。 尖山是鍾蕃薯美濃林場的起點，形狀像學校敲的鐘，也像農人戴的竹笠，鍾理和小說則改稱「笠山」。早年未開發時期，層巒疊嶂和一望無際的莽莽蒼蒼的大芒林，荒涼、深邃，起初曾經讓鍾理和氣餒，畏懼和排拒，有些不願意隨父親到農場。幸好美濃那依山傍水國畫般的田園風光，客家生活的純樸寧靜讓他喜愛。他在農場的職務很雜，什麼都管，但什麼都不專，買辦、巡山、帶工、加上晚間整理文牘和帳冊。 鍾理和學業上的失敗給他很大的打擊，特別是鍾和鳴中學畢業後到日本明治大學深造，寒暑假時返回笠山，兄弟之間雖然親密，但相形之下，自己離開少年時的抱負已經越來越遠，不免沮喪。處理農場雜務必須用現代企業精神，不過，面對父親傳統觀念和作法又無能改變，只有閱讀可以讓他沈浸在文學的遼闊天地中。天生的浪漫氣質和對文藝的愛好，讓鍾理和內心感覺到，追求文學似乎是唯一可以另創新路，讓自己的生命有意義的方式，加上在美濃笠山時的鍾理和，生活環境和條件，文學進修完全不受限制。今存最早的原稿〈理髮匠的戀愛〉完成於一九三七年，二十三歲時。 有一次，我把一篇作品──還是散文──拿給當時在高雄中學讀書的我那位兄弟看。他默默地看過後，忽然對我說；也許我可以寫小說。我不知道他這句話是出於無心，或別有所感。此後他便由外處──在高等學校時由臺北，入大學時則由日本──源源寄來日譯本世界文學和有關文藝理論的著述給我。他的話不一定打動我的心，但是他的這種做法，卻使我繼續不斷地和文藝發生關係。我今日之從事文藝工作，他的鼓勵是有很大的關係。（《全集6•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日致廖清秀函》，頁114∼115） 一九三二年鍾理和十八歲，結束私塾功課，協助父親經營笠山農場。當時農場經常僱請大量的工人，工人全是來自附近村莊的農夫，男女都有。由於長期接觸，鍾理和認識並愛上鄰村來做工的女子鍾台妹，不過，因為兩人同姓，使他們的愛情遭到阻難。鍾理和與鍾台妹的戀愛在當時干犯禮俗大忌，遭到父母強力的反對。客家社會重視傳統，尤其在封閉的美濃地區，封建的宗族觀念特別強，約束也特別大，在此地，同姓的人彼此之間互相視同兄弟叔伯姑姊，親密如家人。鍾理和與鍾台妹的戀情絕不可能見容於當時客家社會，何況他那既有地位又愛面子的父母。因此，鍾理和決定要與台妹遠走高飛，與家庭決裂。 二、力爭自主婚姻的出奔 一九三八年六月，鍾理和二十四歲，獨自離家經日本渡海到滿州國，當時滿州國在日本扶植下成立，是一個百事待舉的地方。鍾理和觀察該地可以發展投資的情形，以便尋找自己立足的空間，於是他進入「滿州自動車學校」學習謀生的技藝。他知道要突破封建約束爭取婚姻自主，只有遠奔他鄉，到父親勢力無法企及的異國，別無他途，而暫時的分離也正可以讓雙方冷靜思考將來的走向。一九四○年鍾理和二十六歲，取得汽車駕駛執照，任職於「奉天交通株式會社」。七月第三度返台，毅然決定放棄安逸的富家子地位，不顧一切的與家鄉、親友割斷所有關係，八月三日偕鍾台妹由高雄搭船到日本門司，再由下關搭船抵釜山到達奉天（瀋陽）。 鍾理和離開台灣，經過日本投奔到那流浪者、冒險者尋找機會的滿州國，結果在那裡卻同樣感受著日本殖民者的陰影、異族欺凌壓榨的憤怒，於是再排除萬難偷渡到語言不同的陌生的北平。自使他便未考慮留在生存條件更好的日本本土，即是受到當時台灣人意識和祖國文化認同的牽引。 瀋陽，當時滿州國的奉天，卻不是鍾理和心目中憧憬的祖國。他越觀察清楚越感覺到這塊冰天雪地的大陸，處境與台灣所受的異國殖民壓迫並無不同，他所接觸的祖國同胞與他所期待的也完全相反，讓滿腔熱情的鍾理和感到幻滅的痛苦。這時期留有作品〈都市的黃昏〉，後改寫為〈柳陰〉，此外尚有一篇未完成的作品〈友情〉。他們在一九四○年八月十日左右抵達奉天，先暫住同鄉林國良家，不久即賃屋而居。未完成的〈泰東旅館〉，就是這段生活經驗寫成的作品；旅居北京期間寫的日記體小說〈門〉，也記錄了奉天生活的點點滴滴；〈門〉，原題為〈絕望〉，一度又有人建議用〈落葉〉，從命名的經過，暴露出作者這段生活經驗的不順利；另外〈地球之黴〉也是奉天經驗。（彭瑞金：《鍾理和傳》，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6月，頁23） 鍾理和一生中，滿州奉天生活的那段經驗，是最複雜、最艱難，也是變化最巨大的，他在這期間所寫的或後來以奉天生活為背景的作品，成為他作品中感情最敏銳、情思最豐富、文藻最濃豔、最多愁善感的部分。 〈泰東旅館〉是離開奉天不久後，鍾理和跳出個人的境遇，用小說寫下他在滿州的見聞，是民情、風土、人性觀察的綜合，這是一篇未完成的作品。豐腴的形容詞和充滿感情的文句，說明了這是鍾理和小說中比較「年輕」的作品。〈門〉是他經歷劫難後，旅居北平時，回憶奉天生活而寫的。鬆軟的日記體結構，掩蓋不住綿密的怨艾與憤慨，將心中的苦悶和失望盡情地藉由作品宣洩出來。（《鍾理和傳》頁29∼30） 〈泰東旅館〉雖只完成六萬字左右，不過從架構上看，是長篇小說的規模，而且也可看出他努力的經營屬於自己的文字風格。此篇表達了旁觀者對眾生百態的冷靜眼光及文學創作者的文學熱情，他在描繪這些眾生時，更投注、關心的是人的心靈圖像，因此，在文字上，他運用的是濃重、多感情的筆調，並且嘗試走進他們的生活內層裡。 一九四一年夏天，鍾理和終於帶著妻兒離開奉天，到達中國的心臟地區北京。他在這裡感受中國感情，體認中國事物，研究追尋中國文化的精髓。旅居北京首尾六年的時間裡，他曾到山西、河南、山東等各地，或謀職或訪友或旅遊考察。同時拚命閱讀、寫作，還參與台灣旅平同鄉會各種活動。開始以「江流」筆名投稿、出書，翻譯介紹日本文學作品。一九四五年，在北京馬德增書店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夾竹桃》，內含「夾竹桃」「新生」「游絲」「薄芒」等中短篇小說，這本薄薄僅有一百六十三頁的小說集，也成為鍾理和生前唯一親手出版的作品集。此外，有留下日記詳述戰後初期的見聞與感受。 《夾竹桃》四篇作品中，有三篇是以北京生活為背景，僅有〈薄芒〉寫故鄉美濃。他謙稱《夾竹桃》：「是我的習作，還談不到什麼價值。」（《全集6•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致廖清秀函》，頁94），不過，這四篇作品，大致上可以區分為三個創作類型：一是延續〈泰東旅館〉系列的〈夾竹桃〉，以及後來寫的〈地球之黴〉，以知識份子的眼光透視生活的價值和意義，追求人的尊嚴，探討人性與人的道德行為。其次是〈游絲〉、〈新生〉，作者完全不介入，而以純客觀來發言，這類作品雖未必沒有所指，但至少是在人間成獨立片段存在著。《夾竹桃》之後，寫的〈生與死〉、〈秋〉亦屬於此類。第三類作品，則是遙遙指向故鄉台灣，〈薄芒〉即為此類。（《鍾理和傳》頁43） 〈夾竹桃〉的內容，與〈泰東旅館〉有相似之處，只是背景換到北京，但由於〈泰東旅館〉是未完成品，真正的寫作主旨是什麼，後人無法準確臆測出來。〈夾竹桃〉的主題無論是批判或指陳，都是露骨而具體的。（《鍾理和傳》頁43）這是他作品中，唯一完整表達了中國民族印象觀感的一篇作品，比起〈泰東旅館〉，本篇已經沒有那麼濃烈的感性筆觸，觀察也變得深刻銳利，在字裡行間，只有貶損而無一句褒揚，文字中看不到一線希望，於是就有評論者喜歡從這裡去猜測，甚至附會鍾理和的民族觀點或政治立場，但作者祇是表達了一個悲天憫人的知識份子，其內心裡深沈的無奈感（《鍾理和傳》頁47），並無其他政治立場。〈夾竹桃〉是鍾理和在北京期間，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作品，它強烈地展現了一個作家的人格與風格。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戰敗投降，旅居北京的台灣人間，立刻引起了騷動，他們迅速的在九月九日於「西單大光明戲院」舉行「台灣省旅平同鄉會」結成典禮。戰爭結束，旅平台灣人不但內部產生了錯綜複雜的變化，台灣人在北京也陷入不安的處境中，似乎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捲入時代翻滾的洪流裡，「同鄉會」的成立，就爆發了不少問題，老一輩和青年間的見解不同。二○年代新舊文學論戰時，在北大唸書，主張推倒文學舊殿堂的張我軍，在〈台灣人的國家觀念〉一文中，論斷台灣二、三十歲以下的青年，沒有國家觀念。這一年，鍾理和三十一歲，曾撰〈為台灣青年申冤〉一文，反駁張我軍。（《鍾理和傳》頁54∼56）十月五日，鍾理和寫完一萬八千字的〈門〉，在這一年結束前，他還寫了一萬三千字的〈第四日〉與八千字的〈秋〉，第二年一月，完成〈白薯的悲哀〉，戰後半年多的旅平歲月，可說是以勤奮創作來渡過的。（《鍾理和傳》頁58） 從一九四五年底開始，鍾理和一家三口加入華北難民尋求返台，〈白薯的悲哀〉與另一篇〈祖國歸來〉，清楚地交代了當時的心境和處境。〈祖國歸來〉是鍾理和留下的所有作品中，情感最激動、措辭最嚴厲的文章。或許可與目前無法查考的〈為台灣青年申冤〉及〈為海外同胞申冤〉兩篇，自成一個作品系列，代表他在勝利時期的文風。（《鍾理和傳》頁60） 鍾理和在北平的感受並不愉快，他是以廣東梅縣人的身份融入北京社會，他一向不講日語、不寫日文、不領日本僑民的配給，他又攜家帶眷，講客家話，得到當地民眾的信任與接納。但作為一個心向祖國而回歸的台灣青年，他強烈感受到祖國的政府和人民並未以正確的態度和善意對待台灣。日本戰敗，台灣人甚至被視為亡國奴，飽受羞辱傷害，這種經驗讓鍾理和失望憤怒，原本抱著誓死不回的決心，卻在戰後急急尋求歸鄉之路。一九四六年三月鍾理和全家搭上難民船，自天津、上海回到基隆。 三、戰後故鄉的殘破 一九四六年四月鍾理和回到高雄，見到闊別多年的家鄉。父親在三年前便已去世，事業失敗，兄弟離散，僅大哥留守家園，家庭無復昔日繁榮。 四月底出任屏東縣內埔初中教師，擔任代用國文教員，這段短短的期間內，完成了〈校長〉這篇作品，此篇作品是他看到戰後台灣知識份子的心靈風景，這是他剛返台時，僅有的美好印象。未完成的〈海岸線道上〉，描寫他從基隆搭車南下的鐵路見聞，則是他與故鄉重逢，不美好的第一印象。（《鍾理和傳》頁75） 「故鄉」四連作——〈竹頭庄〉、〈山火〉、〈阿煌叔〉、〈親家與山歌〉，是鍾理和戰後重見故鄉時的深刻印象與感受，這四篇作品紀錄了巨變後的農村面貌，還有他觀察到的那令人心驚神傷、屬於人性的毀壞。其中三篇先後在鍾理和手術病癒回家的一九五○年完成，〈阿煌叔〉則遲至一九五二年才完稿。〈竹頭庄〉與〈山火〉明顯是以一九四六年為時代背景，而〈阿煌叔〉和〈親家與山歌〉，依內容研判，應是一九五○年以後。這四部作品，在內容上要比他在奉天、北京時的作品，結構上簡化許多，接近台灣鄉村的明快、儉樸的色調，但那種具有批判性、透視性的寫實主張，仍然保存著。（《鍾理和傳》頁77）一九五八年前後，他曾經積極尋求刊登的機會，除了三易其稿外，還特地在末尾加上一段附記，強調文中所記的是一九四六年返台初期所見的台灣，今日再回首已恍若隔世，農村安定富足、民樂其生。這段附記，剛好可做為反共抗俄文藝時代，台灣作家處境的旁白。（《鍾理和傳》頁84） 四、疾病纏身 返台後半年鍾理和找到工作，任教屏東縣內埔中學，當國文老師，居住學校宿舍，開始寫作、教書的生涯。七月次子立民出生。有自己喜愛的事業，兄弟分家又獲得父親留給他的一份遺產，即笠山農場最前端的部分，包含整個笠山及屋舍伙房。正當生活安定順遂時節，偏偏肺疾發作，當時結核病幾乎就是絕症，一切希望破滅。 一九四七年元月底鍾理和吐血，二月北上進台大醫院，三月辭職，全家遷回美濃，十月住進台北松山肺結核療養院接受長期治療。然而，長年的疾病破壞了鍾理和的健康，也蕩盡了繼承自父親的財產。 一端是病，死纏不放，一端是美麗的活動著的人生，不斷招手，人，便挾在當中，進不來，出不去；如何是好呢？ 病一年一年拖下去，隨著家庭的經濟一年一年的窮下來，結果便誘起了經濟學上的所謂惡性循環；病了，窮了，窮了，病了，輾轉浮沈，不能自拔，而至於毀滅，而至於家破人亡。（《全集5•鍾理和日記一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頁117） 一九五○年五月起鍾理和接受了兩次胸廓整型手術，切掉六根肋骨，撿回半條生命。但厄運從此開始，人生整個改變。一九五四年正月，次子立民因病去世。 四十三年正月，九歲──又是九歲！──的次子，繫父母的記托和慰藉於一身的次子，竟在一場急性支氣管肺炎裡，像水泡似的逝去了。它給我們夫妻直如當頭一棒。 我們感到天地變色，感到對人生無望，而失去活下去的興趣和勇氣。我時時想到自殺。如果沒有理想和願望在支撐，我相信我已經不在這人世了。（《全集6•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日致廖清秀函》，頁117）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鍾理和正在台大醫院住院，靠近總督府，親自觀察到事件部分過程，以鉛筆記下二二八日記數則，沒有紙張，還使用內服藥的紙袋作記錄。一九四九年鍾理和在基隆中學當校長的弟弟鍾浩東遭受逮捕，接著表兄邱連球。次年，兄弟先後遇害，少年時最要好的三個伙伴只剩下鍾理和因病獲免。 在他療病生涯中，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兩年的日子幾乎空白，僅有的作品，是一千兩百字的閱讀心得札記〈鯽魚、壁虎〉。（《鍾理和傳》頁98）〈閣樓之冬〉與〈楊紀寬病友〉，是鍾理和以住院其間病友的故事，寫成的二篇小說，也是在他有生之年，以相同背景的病友故事寫成的兩篇作品。這兩篇都發表於一九六○年。（《鍾理和傳》頁102）一九五○年四月九日至五月十日的日記，以及用日記體寫的未完成作品〈手術台之前〉，是鍾理和記錄自己最後一段住院生活的詳盡日記。〈十八號病室〉也是未完成的殘篇。 一九五○年整理出〈草坡上〉，一九五二年寫〈阿遠〉、〈老樵夫〉，這三篇作品，是鍾理和作品中，少數沒有明顯時代寫實背景的印象式作品。一九五三年寫〈豬的故室〉。從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至少有三年多的時間，鍾理和沒有一篇作品獲得編者的青睞選刊，在這種打擊和挫折下，他仍然沒有放棄寫作，文學對他而言是不能割捨的部分： 我把一生中最有用的依段時間獻給文藝，連健康也為它而毀壞了，試問我如何能甘心於此？說真心話，如果我即此而死，那麼我死了也不會瞑目的。雖然如此，如果二者中不可得兼的話，我的良心和責任便要我捨棄我的理想。不瞑目，也祇好算了。（《全集6•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日致廖清秀函》，頁119） 這樣的告白，清楚地描繪了文學在他心中的地位，那是他追求的最高目標。 病後返鄉的鍾理和，手術切除了右邊六根肋骨，雖然保住生命，但剩下半邊的肺，連走路都氣喘吁吁，從此無法正常工作勞動。他在笠山下的故居過著半養病半寫作的生活，此時的鍾理和已不是早年意氣風發的模樣了。 我捧著鏡子看，不覺怔住了；那裏面人的變化，使我大吃一驚。這難道便是我自己嗎？在我的記憶裡，這是一個和我非常陌生的臉孔。它不老而瘦，並且是這樣憔悴不堪！皮膚是皺癟而枯燥，眼睛陷下去，眼圈一痕青紫，眸子是暗的，過去有些渾圓的臉頰，卻因數年來消化器官變弱，一日三餐的咀嚼運動，顎骨張出，幾乎變成了四開面孔。尤其這是從哪裏說起呢？不但兩邊鬢髮而且連鬍子也有些白毛了。難道這三年來某些地方的生理障礙，竟會破壞了整個身體機構而使之變形嗎？難於相信的！ 三十六歲，誰還是年富力強的年輕人，而我，卻白了鬍子；這已不是生理機能的衰老，竟是精神有著缺陷了。（《全集5•鍾理和日記一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頁119） 家裡的經濟全落到妻子身上，因此妻子也就成為他筆下描寫最多的女主角——「平妹」，他們兩人的角色互換，平妹學得了莊稼人的全副本領，不管是犁、耙、蒔、割，樣樣都行，此外田事忙完，還去附近大戶人家或林務局造林地做工，而他，卻學會了一個家庭主婦的各種職務，做飯、洗碗筷、灑嫂、餵豬、縫紉與照料孩子，鍾理和放下身段，硬是把教科書上所寫的「爸爸耕田，媽媽煮飯」給糾正過來，寫了〈我做主婦〉這篇未完成稿。 一九五二年，鍾理和體力稍復，考取美濃鎮公所里幹事，開始每天來回騎十四公里山路的單車，到鎮內上班，碰到里民大會等還要晚上工作，結果三月上任六月便因過勞而辭職。對文學的熱情使他不能不再度執筆，繼續沒有指望的文學創作。 一九五四年二月四日，次子立民因「急性支氣管肺炎」病逝，孩子的死對他們夫妻就如當頭棒喝，把他努力建立的婚姻、家庭、未來、堅持與希望，都給打破，化為烏有，鍾理和將自己內心的懺悔與痛苦，都寫進了〈野茫茫〉裡。這篇以立民的死為主題的作品，刊載在《野風》雜誌，是他病癒返家後，第一篇被文壇接受的作品。但《野風》給的稿費只有二十元，且還得到高雄領，這筆錢僅僅夠美濃到高雄的來回車資。鍾理和在給鍾肇政的信上說： 我寫稿嚴謹你是知道的，我絕不輕易發表作品，但一旦發表出去，我便想獲得相當的代價，當然能賣越多錢越歡喜。如果一邊想把我捧得高高，一邊又要我餓肚子，那我是不幹的。（《全集6•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致鍾肇政函》，頁91） 報社、雜誌社如此剝削文人的心血錢，大大地傷了他的文學抱負。立民夭亡後的百日，他去探看墳墓是否安全無恙，回來後寫成〈小岡〉。 五、土地之愛的戀歌 鍾理和繼承了父親的一部分產業，但住院期間差不多已變賣一空，病後由妻子耕種僅存的幾分山田獨撐家計。此後，窮苦潦倒的生活及鄉野農村的農耕的體驗倒成了他文學的養分。不過，長病使他與台灣文壇脫節，原來在北平的筆名「江流」，亦已另有他人使用，於是次第更改使用過「鍾鑑」、「鍾錚」、「里禾」等筆名。政治風暴及文藝政策壓制了本土文學的生存空間，整個文學方向流行著對大陸的懷逝感情，充滿著八年抗日及反共抗俄的仇恨意識，而所有的文學刊物和報紙副刊，從編輯到作者全都是大陸來台作家，這裡面根本沒有鍾理和作品容身之處，投稿退稿改寫再投，便是鍾理和的文學生活。 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完成了他一生中僅有的一部長篇小說《笠山農場》。這部作品與〈同姓之婚〉、〈貧賤夫妻〉、〈奔逃〉、〈錢的故事〉、〈豬的故事〉等短篇一樣，以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為背景。原名《深林》的《笠山農場》花了他倆年的時間，這是一部以鍾蕃薯的「笠山農場」為經，以兩人的同姓戀愛為緯，交織而成的長篇故事。作者以十分平和與自然的筆調，敘述了同姓之戀。（《鍾理和傳》頁139） 原來的《笠山農場》結局並非目前所看到的樣子，鍾理和原先的構圖為：「讓淑華產後——嬰兒則讓阿喜嫂處理掉。」、「阿喜嫂因此患了一場大病。而淑華出家削髮為尼。致平則在最末一章投海自殺。」（《全集6•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致鍾肇政函》，頁48）原來的結局，場面更嚇人，就文學表達的效果來說，自然更富有戲劇性，也更符合作者所要控訴的目標，但鍾理和決定犧牲文學藝術而修改結局，是為了作者對社會所負的責任。（《鍾理和傳》頁140）他不能讓因同姓問題而煩惱的年輕讀者，感覺到絕望，澆熄年輕人的愛情。 《笠山農場》完稿後，想發表卻四處碰壁，《自由談》、《晨光》都表示限於篇幅無法安排，《自由談》建議寄到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試試。在寄出原稿後，他即著手寫另一長篇《大武山之歌》。然而在此時，四度修改的〈妻〉，即後來改為〈同姓之婚〉，卻是一再地被退稿，「〈妻〉又打回來。這已不知是第幾次了！寫原稿幾乎寫了廿年，至今寫出的原稿還是無處投寄！」（《全集5•鍾理和日記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頁195）由於無法從寫作中賺取稿費，使得其經濟生活一直處於困頓狀態，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六年這難捱的三年，在鍾理和的一生中，卻是極為重要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笠山農場》參加徵文比賽，獲得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長篇小說第二獎，第一獎從缺。但就在鍾理和得獎後不久，中華文藝獎金會便宣布停辦，《笠山農場》的原稿被扣留在文獎會，鍾理和花了兩年才追討回來。獲獎是他文學生涯的突破，更因此使他得以聯絡上廖清秀、鍾肇政、陳火泉等散處各地的台灣作家，在困窘的寫作環境下，彼此相濡以沫，還發行《文友通訊》，閱讀探討彼此作品。又有林海音編輯聯合報副刊，啟用本土作家作品，鍾理和的小說散文次第有發表的機會。以後幾年生活雖然困頓，又病又窮，但卻是鍾理和在文學創作生涯中精神最感到快慰的時光。 一九五七年鍾理和再度出外任職，在鎮內「黃騰光代書處」當助理。〈薪水三百元〉就是嘲諷自己在代書處微薄的薪水。雖然生活還是貧困，但《文友通訊》激發鍾理和的精神，鼓動他再度執筆寫作，在鍾理和整個創作生涯中，《文友通訊》開始到他過世的三年間，是他若干重要作品出現的年代，這也可以看出這份通訊對他的影響。〈奔逃〉、〈菸樓〉（入選香港《亞洲畫報》徵文佳作）、〈原鄉人〉、〈錢的故事〉、〈蒼蠅〉、〈做田〉、〈草坡上〉、〈阿遠〉、〈貧賤夫妻〉、〈假黎婆〉、〈閣樓之冬〉、〈楊紀寬病友〉等二十多篇作品，都是集中於一九五八到一九六○的兩年間發表的。且在知心的文友鼓勵下，他擬妥了「台灣人三部曲」的長篇小說寫作計畫，題為《大武山之歌》，這個寫作計畫，首開台灣大河小說寫作的先河。一九五八年元月五日出刊的第十一次《文友通訊》中，他宣布了這個年度計畫，立刻獲得鍾肇政的熱烈支持（《鍾理和傳》頁154），鍾理和在回函中說：「誠如兄言這是台灣人的史詩，每一個有志文學的人都應該有一部」（《全集6•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致鍾肇政函》，頁23），他對寫這部長篇小說，是抱著滿懷的期望的，但只完成了三節，約六千多字，便因健康問題而停筆。 鍾理和一生最後兩年多的文學生涯，除積極索回《笠山農場》外，一九五九年，〈錢的故事〉、〈蒼蠅〉、〈草坡上〉、〈柳陰〉、〈阿遠〉等舊作，得到發表的機會，這是一生中發表作品最豐富的一年。此外，其創作的成績也很可觀，為了參加《亞洲畫報》的徵文比賽，寫成〈奔逃〉、〈菸樓〉、〈原鄉人〉；〈菸樓〉得到一九五八年《亞洲畫報》的徵文佳作，一九五九年〈原鄉人〉未入選。 一九六○年新年開始，陸續完成〈復活〉、〈我與假黎婆〉、〈閣樓之冬〉、〈楊紀寬病友〉，改作〈浮沈〉、〈秋〉，四月初，寫成〈還鄉記〉及〈往事〉，另有二千字短文〈旱〉，其間，〈賞月〉、〈第四日〉等舊作也被整理出來。 受到鍾肇政的鼓勵，他埋首創作〈雨〉。此時他的健康已經亮起紅燈，失眠一直困擾著他，令他非常難過，雖然如此，他還是依計畫在六月上旬完篇。鍾理和寫稿一向很慎重，〈雨〉能在病中按進度趕出來，確實顯示出他在創作技巧和能量上，有可觀的突破。（《鍾理和傳》頁177） 此時，孩子受教育，生活負擔加重，稿費少又難得發表一篇作品，只有抱病工作，雖然那時已有特效藥，卻未能長期服用，在自家醫療，又斷斷續續。第三年，終因體力不支，舊病有復發跡象而辭職。 一九六○年八月四日，正在重修剛完稿的中篇〈雨〉，突然病發，吐血而死，得年四十六歲。然而，〈雨〉篇的誕生，豎立了鍾理和作品的新里程碑，從這裡擺脫了他的生活小說的侷限，走到全面性的農民社會裡；同時也豎立了寫作的自信，可以一揮而就，寫自己想寫的題材，可惜，已成為鍾理和一生的絕唱。 鍾理和病後十年的歲月，生活完全融入農村。他的人格智慧使過去排斥他的人漸次接納他，尊敬他。附近農友在農閒時節或夏日夜晚，都喜歡找他聊天喝茶，談論生活、研究農事，聽取他的意見。有一陣子為了紀錄山歌的歌詞歌譜，引起他們的歌興，鄰居們自備胡琴，每乾晚上又拉又唱，儼然像一個小型採茶班。鍾理和曾向他們學習製作胡琴，也學習編制竹器家具。他們樂天知命，刻苦堅毅，勇敢但快樂的面對生活，實實在在打拼，絕不卸責依賴或偷機取巧。他們讓鍾理和感受到人們為生活奮鬥時的莊嚴。鍾理和作品中，〈阿遠〉裡用笠帽裝牛糞收集肥料的農友及女主角阿遠，〈老樵夫〉裡的邱阿金，〈菸樓〉裡的蕭連發，乃至於他的妻子平妹，都是「生活」的勇者，他們盡責、認份的為生活打拼。 台灣戒嚴的社會不容議論時政，眾人之事也不容庶民關切，更不容批判建言。鍾理和的兄弟好友相繼因政治案件被殺害，讓他謹言慎行。少年時代的理想抱負離他越來越遠，但他也體認到追求理想社會，靠文學強烈責求批判實際上沒有太大作用。社會的改革要靠基層民眾生活態度的正確與否。他發現周圍的那些農民，有許多都是道德的實踐者，他們善良的本質讓他們認真生活，不敢奢求明天能有好享受，但總相信土地不會騙人，他們流汗耕耘後，一定能期待將來。這些人這些事才是他文學所要表現的，屬於人性的尊嚴與可敬。文學原來就是家鄉的生活。 作者以四十六歲英年早逝，身後留下了約六十篇作品，加上日記、書簡，總共約六十萬字左右，以他艱難的寫作條件而言，他的文學生涯仍然是豐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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